工商食官“制度论”的法理障碍

工商食官最多是一种习惯,或者政治家的设想,因为一旦它被制度化,周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工商业者。从法理上分析,既然工商业者是在官奴隶,周代也就不存在工匠、商人纳税问题,市场也因为缺少交易对象而失去存在必要。《周礼》所述市场上诉讼制度、官府放贷于民制度都只能是虚幻的构想。然而,周代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密集程度,使我们相信工商食官不是制度,存在自由工商业者。     

唐前期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

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以役和杂徭为主。官府征发工匠上役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工匠除了在官府作坊中服役外,还被配去充驿丁、烽子等徭役性色役。西州民间工匠还会与百姓一同从事力役性的杂徭,而且也经常被征召杂使。     

清代匠籍制度废除述略

明代因袭元制,对手工业工匠实行匠籍制度。清初明令废除匠籍制度,实是一大改革,这对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兹据史料对清代匠籍制度废除经过作一考述,以供研究清史者参考。有人认为:“清初继承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征之史籍记载,并不尽然。这个问题得先从明制谈起,明代匠籍制度是封建国家束缚手工业者人身自由的枷锁,它表现为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和经济上的被奴役状态。当时匠籍制度下的工匠,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低下,明代民户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匠户最为卑贱。他们世代不能转业脱籍,不得做官,洪武二年,明政府下令:“凡军、民、医、匠、阴     

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份地位(上)

<正> 唐代奴婢,居于贱民的底层,是当时社会上身份最低、受奴役最深的一个阶层,却是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唐代“良人”“百姓”“奴婢”“贱民”的范围在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存在着等级制度。如地主阶级中有士、庶的等级划分,在贵族、官僚集团中有品级高低的区别,甚至法律规定他们在车服、器用等方面都不得任意僭越。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封建土地制的等级结构,因而不存在全国土地全部逐级封赐的制度,贵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不存在土地关系上的有条件占有制,     

唐代禄制与内外官之轻重

唐代禄制与内外官之轻重李燕捷唐代内外官在经济收人上的差别，一般被解释为内外官轻重不同的原因，而唐代前期存在的土大夫重京官、轻外任的现象，则被认为是京官禄厚，外官禄薄所致。对此，笔者以为是值得商榷的。一、史籍关于唐代禄制的记载关于唐代给禄之制，《新唐书...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朝对来华九姓胡人的管理

唐代留居中国的九姓胡人身份分为著籍者、非著籍者、"投化胡家"和"胡客"四大类。著籍者被视为"归朝"者;非著籍者被称为"兴生胡"("兴胡")"客胡";"投化胡家"应是在唐朝定居并在某地登记、著籍不满10年的中亚胡人;以贡使或质子身份来华的九姓胡人被称作"胡客"。对于这四类九姓胡,唐朝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     

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

村籍和地权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近代江南的有些村庄，能否成为“村子里的人”即取得村籍，是在某个村庄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反过来，某人在某村拥有土地，也未必被村人视为“村子里的人”，有时仍被称作“外来户”。在江南乡村，即使是经过入赘（即成为“上门姑爷”）或收继（成为养子，又称“螟蛉子”）这样的婚姻和准血缘关系，也不能融合进入家族血缘关系网络中，即是说，赘婿和养子仍被族人视为外人。在农民的村籍现念中，村落和宗族是合二为一的，其逻辑是封闭的族群关系网络背后隐含着村民对本村土地权的资源独占观念。     

揭示多样性与复杂性：深化近代工商人物研究的着力点

早期的近代工商人物研究十分薄弱，往往被简单笼统地化约为资产阶级研究的范畴，不太注重各类工商人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此造成研究视野狭窄单一等诸多缺陷。现今近代史学界对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运用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工商界、工商业者、商人等。这种概念名称的变化不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否定，而是体现了相关研究的新趋向，也推出了一批新研究成果。揭示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今后进一步深化工商人物研究的着力点，对其他各界人物研究的拓展也不乏借鉴意义。     

谈司马迁之货殖论

古人云：货者。化也，谓变此物为他物也；殖，积也。货殖，即改变积滞，组织货物流通，从中获利。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经商发财。但在我国古代，经商长期被斥为“末业”。不仅官府抑制，而且为习俗所鄙弃，司马迁所处的西汉尤甚．当时朝廷对经商实行了种种重压：一是“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二是对商人实行“重科．税以困辱之”，三是“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这方面的情况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据说，汉文帝时，即使商人到百家入资为好，也禁钢不能为吏．有个叫王烈的名士，跑到辽东避难，官府得知，想请他出来做官，…     

唐代地方官妓论析

唐代官妓是隶属于州县官府乐籍、为官府宴会服务的女性群体。作为一种身份符号,女性一旦成为官妓,便终身无法摆脱,除非得到地方最高长官的许可除籍。她们一般来源于乐人家庭,以及因生活所迫的良家女。官妓群体的出现表面上是因为唐代宴饮时盛行以伎乐歌舞助兴,从而促使官府必须控制一批具有各种才艺的女妓随时备用,实质上反映的是地方对中央礼乐文化形式的一种模仿和复制。官妓群体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以后女性依附性的增强,妓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职业。     

晋绥边区营业税征缴引发社会问题的化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配合土地改革和增加财政收入,1947年晋绥边区政府加大了对工商业者营业税的征收力度,以此求得财政压力的缓解。但营业税的不合理征缴,导致了边区政府与商民关系的紧张以及工商业的萧条。事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及时妥善地解决了问题,重新赢得了工商业者的信任和支持,工商业发展再次活跃起来。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

元代系官匠户是官府局院的主要劳动者,在法律社会地位上,他们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人户一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事有与其他人户一样的法律地位.虽然在应役的具体环节上与其他人户有很大差异,但仍不能把他们视为低于凡人的"驱口"与工奴,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征调匠役、均衡徭役需要的特殊安排.其次,在经济地位上,元代有相当一部分系官匠户,除在官府应役之外,可在一定限度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如种田纳税、开张店铺从事手工生产,这些表明他们拥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不过,随着元代整体生产关系的倒退,工匠的人身束缚比前代还是大大加强,所受的奴役程度也大大加深.     

唐代市制再议

中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经过城堡—都邑—城市的演化脉络逐步发展起来的。唐中宗景龙元年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论者当做市场官设的关键论据,但史文未见唐代政府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各地作为基层市场的草市也多有发展,佐以其他论据,似可说明这一敕条的主要用意在于控制官吏的数量,而非市场本身。此外如分行列市、市场定时启闭、时估、不得更造偏铺等关于市场监管的种种制度条文,或源自历史因革,或出于论者误读,并非一定说明唐代政府控制城市市场的用意。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后代自由,但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实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     

论礼的意义及缘起

一、礼之意义古代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长期被视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利义廉耻，历来是贤人君子追求的美德。国家大事的行止，规章制度的兴废，都须遵据礼的原则；君臣土庶的思想意识、语默动静，不得过越礼的规范。人们从生到死．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喜怒哀乐，都处在礼的监视之下、设计之中。北渗透或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铸塑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形貌。由于礼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几乎成了传统文化的同义语，因而引起了人们讨论礼的兴趣，以致产生了一门在古代中国特别发达的学问——礼…     

“立万象于胸怀 传千祀于毫端”——江兆申书画印简述

一般认为唐代的王维是文入画的始作俑者，被目为南宗之祖。但文入画真正被提倡是在北宋时期，由苏轼提出“士夫画”概念，这一时期文入画家除苏轼外，还有文同、米芾等。明代．董其昌鼓吹“南北宗”，将文人画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入画与院体画比较。自然在笔墨上多了一些游戏意味，但重要的是绘画增加了思想性及文学性。     

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

唐代悲田养病坊是设置于寺院、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慈善机构,它源于佛经中的“悲田”思想和僧俗赈济贫病的善举。唐长安年间(70 1—70 4年)政府开始把它纳入国家救济体系,直到唐末。其经济来源为官府供给、官置本钱的利息、寺田收入以及信众的供施。悲田养病坊在唐代虽历周折,对后世慈善机构的设置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产何以存?——清代《巴县档案》中的行帮公产纠纷

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中70个行帮公产纠纷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重庆的行帮更倾向于通过诉讼解决此类问题。在清末新政之前,行帮的确能够凭借与地方官府的互惠关系,比较有效地利用法庭处理纠纷、保护公产。但是在新政实施之后,地方官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转而利用诉讼剥夺行帮公产。基于此,可以运用"官府掌控下的‘理性市场’"这一框架来分析,即官府主导着市场的命运,但也会在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给市场发展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然而在面对财政压力和形势突变的时候,官府又会不遗余力地剥夺工商业者。这些既矛盾又共存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微妙、变通的制度安排,清代中国许多地区或许都存在着"专制统治"与"理性市场"的共生。     

工商企业投资农业领域的研究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涌入农业，形成了以贸工农一体化形式开发农业的新景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由于农业科技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农产品市场带来了新的盈利机会，而工商企业具有的组织资源、资本优势使其将“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业各生产环节的盈利机会变成现实．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克服了传统农业发展的约束，改造了小农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市场农业转变的重要标志．在现阶段，政府要制定鼓励扶持政策，要转变职能，通过立法和提供服务，保障工商资本在农业有序运行；企业要依据市场特性和自身实力选择进入农业的领域和形式；农户要在与工商企业联合中增强风险意识，提高组织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