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当下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相关研究成果甚丰。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限度。本文提出从文件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乡村治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补充,或许更切合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政治的本土化特征。     

从"两个先锋队"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时代定位

全面分析了人类政治时代的两个历史阶段,指出了阶级对立社会政治关系的逻辑重心是阶级关系;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政治关系的逻辑重心,有一个从国内阶级关系向国际民族关系的位移过程;江泽民同志"两个先锋队"的科学论断,从政党的维度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双重性"的时代定位.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政治哲学分析

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政治化行政时期 ;二是行政非政治化时期 ;三是行政再政治化时期。从政治哲学角度看 ,它们分别是对政治生活中三个基本逻辑问题的价值定位过程 :一是谁统治问题 ,对应于前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取向 (自然法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强调政治自由 ) ;二是如何治理问题 ,对应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民主取向 (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哲学 ,强调经济自由 ) ;三是如何治理得更合理问题 ,对应于后工业社会的大效率民主取向 (平等、公平至上的新自由主义哲学 ,强调行政的社会责任 )。通过这种分析 ,以启示工业化进程、后工业化环境下我国政府功能的定位     

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作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抑制了乡村治理主客体的成长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社会组织建设与中国当代乡村政治发展

自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和实质性发展。但就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现状而言,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将重点放在与外国对接,全力向国内介绍外国经验,对中国国情、立场和经验有所忽略;二是更看重社区而忽略乡村;三是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较多,而对政治学视角重视不够。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它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关系,学术界、理论界应给予高度重视,而其中所含的几个重要问题最为突出和重要,包括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均衡、志愿者奖励机制与精神倡导的兼顾、外助力与内动力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这是一个以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组织培育为核心,以乡村治理为支点,在动态机制、辩证思维和科学发展的理路下,强调本土实践的观念创新与机制转换。     

道德的教育与政治的教化——先秦"乐"之意义分析

在礼制的框架中生存与发展是中国先秦古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对乐的发展进行梳理时,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乐的"神人以和"到阶级社会中先秦儒家明确融"德"于"乐",提出"乐者,所以象德者也",以及"乐和同"功能之彰显,无不体现出先秦乐所隐含的"道德教育与政治教化"意义.     

论利益与政治之基本关系

利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关系中实现其需要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实现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竞争性与协调性、独立性与依赖性相结合的规律性.政治是阶级社会中各权力主体为了利益而以政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活动及其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其根源是利益,实质是阶级关系,核心是政权,活动是科学和艺术.经济关系体现并制约利益关系.利益决定政治的产生、性质、变化、活动方式和内外政策.政治对利益具有反作用,表现在国家政权、政治关系的变革、政治路线、政策和策略、政治工作对实现利益有巨大的保证作用.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中国农民政治文化的重塑机制

农民与土地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塑农民政治文化的功能,重塑中国农民政治文化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重塑农民政治文化是一个综合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乡村基层政治体系的重构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有机地融入其中,在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把政治教育贯穿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个过程,从而达到重塑农民政治文化的目的。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渊源、以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根本特征的农民政治文化在农村孕育发展,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同地区的农民政治心态不一致的状态,实现了中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政治文化的统一。     

理性与社会政治生活

政治是经济生活的集中体现，是调节社会关系的特殊方式。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政治生活应当以理智化为发展趋势。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就象理性活动一样，非理性行为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人类政治事务的非理性行为和现象，既是人类社会相对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体现，并时常成为重大事件的动因。这正是我们力求社会关系理智化的原因。我们要尽可能合理地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创造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形式。一、政治生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人类力求社会关系理性化的愿望与实践，并不能保证政治活动符…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为在总结国内外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阐发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政治的实质,是处理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是旗帜鲜明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治发展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改革正确处理阶级阶层关系与其它重要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这一主题在国家对外职能中的体现,就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民族利益.中国的最高利益之一就是稳定.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和经济的适当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又一战略性转变,符合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丁日昌的政治性格

<正> 1 作为处在中国近代初期由闭关锁国转向学习西方开办洋务过渡阶段的清朝政府高级官员,丁日昌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重要政治人物。分析其从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中最为稳定的心理特征——政治性格,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加深对他的认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存在剥削制度的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性格带有显著的阶级性,具有同一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一般的性格特征。丁日昌一生的利益、荣辱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兴衰密不可分,他必然竭尽全力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并求保住自己所得的职位,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而坚决镇压本阶级统治的反抗者,这是一种阶级的本能。具体说来,丁日昌政治性格的阶级倾向性有这么几点:一,恪守封建的传统伦理道德,以忠君思想为指导;二,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以维护现存统治秩序为己任,残酷镇压     

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权的行为逻辑出现了新变化,当前乡村基层政权运转正遵循着"不出事逻辑",其核心表现就是消极和不作为.这种逻辑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体制根源.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乡村基层治理进一步陷入困境,农村社会更加失序.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地方政治及重建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连带关系,坚持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使得乡村治理回到正轨上来.     

政治社会的初现——"镇压反革命"与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乡村

文章以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乡村社会为背景,考察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乡村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通过对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乡村社会的兴起、具体政策在乡村社会实践过程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反革命这一概念本身的创设及其在乡村社会的弥散,使得乡村逐步迈向了一种政治主导生活的社会状态,而政治社会[1]也开始在乡村初见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