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宦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

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和两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策略有关.首先,陈宦入川之后,忠于袁世凯.拼命打压四川地方势力,为北京统一四川卖力,导致四川各股政治势力均对陈宦恨之入骨,这就为陈宦被驱出四川埋下伏笔;其次,陈宦对冯国璋、黎元洪效忠,得罪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这是当他被驱逐时得不到北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作霖早就有称王东北的野心与准备:他拼命扩充实力,笼络奉天各种政治精英,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在袁世凯倒台前后傍上段祺瑞,使他在和冯德麟争夺奉天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有力支持.     

陈宧与冯玉祥关系述论(1915～1916)

《陈宧和冯玉祥在1915～1916年的关系可以分两个阶段:陈宧和冯玉样合作阶段——冯玉祥基本上效忠拥戴陈宧,陈宧重用扶持冯玉祥;陈宧和冯玉祥抵牾阶段——冯玉祥拥兵背弃陈宦,陈宧愤恨离开冯玉祥。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利益,是他们行动的唯一出发点。     

谭献与陈宧

谭献作为陈宧的恩师,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比如其"忧生念乱"的创作理念;勤谨务实的行政作风;其爱国主义精神;其宽厚、廉洁、勤苦治学的美德。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陈宧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

许多可靠的史料表明:陈宧没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有担任过云南讲武堂堂长和新军云南第十九镇统制;晚年未做汉奸,也非1943年逝世于南京。     

张作霖乱世称雄史实考辨

张作霖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逐步成为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他的成长轨迹看起来似乎波诡云谲,充满了传奇色彩,实则与他善于审时度势,将自身发展与时代发展同步;抓住机遇,创造条件,成就事业;以民为本,讲究天良,不做对不起百姓的事;知人善任,敢用人,会用人;义字当头,看重兄弟情份密切相关。     

张勋复辟中的张勋与段祺瑞

张勋和段祺瑞在张勋复辟中的关系是这一重大事件中一直未被澄清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张、段二人的行为进行同时段比较研究发现,张勋谋划复辟的由来已久,并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为复辟创造条件,而他的这一系列行为与袁世凯死后最高政权的府院之争联系密切;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复辟的态度非常鲜明,但他为在府院之争中获得优势,从而掌控北京政府,一定程度上默许、姑息甚至利用了张勋复辟,他既非故意引诱张勋复辟之大阴谋家,亦非"三造共和"之大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

(一) 五十年前,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以后,张学良将军被东三省议会推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在执政期间,对东北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北易帜,就是使东三省从军阀割据的状态下,归附全国统一的一个重大事件。张学良将军的父亲张作霖,原是清政府奉天地方军队的一个营官,一九一一年乘镇压辛亥革命的机会,进入奉天,用武力逐渐统一了东三省,一九一八年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实际上成了“满蒙王”。他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和直系、皖系军阀为争夺中原打了多年内战。于一九二六年他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夺取了北京政府的统治权,     

张作霖趣闻

张作霖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军阀。他出身“红胡子”（土匪）,由清军管带起家,成为“东北王”,1927年攻进关内,任安国军大元帅,组织北洋政府。后因不甘受日本人的指使,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由于他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因而关于他和日本人交往的趣闻很多。     

袁世凯与清末社会变革*

在清末社会变革中,袁世凯曾先后提出了乙未条陈、丁酉说帖、辛丑奏议等三个方案。作为清政府社会变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重要实施者,他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司法改良,引领预备立宪;经济方面支持民间自由设立工厂,保护和奖励各种实业;军事方面编练新军;文化教育方面办新学,废科举;社会方面创设了巡警制。袁世凯之所以主张并实施变革,主要是出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对朝廷的忠心,以及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和过人的胆识。     

日本寺内内阁与段祺瑞

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于1916年10月9日成立,1918年9月底结束。中国北洋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后的主要代表者段祺瑞于1916年6月开始主政,至1918年10月10日退出内阁,在这一期间,北京政府的权柄一直掌握在段祺瑞皖系手中。寺内正毅与段祺瑞两内阁执政时间大体平行,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在日本大隈内阁末期,随着列强在华的争夺,以袁世凯称帝为契机,日本对华外交开始有了较明显的转变、即从所谓“追随外交”转到“主动外交”。1916年1月,大隈内阁采     

天津张园中的孙中山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推翻了曹锟的北京贿选政府。冯玉祥等在事变当日即电致孙中山等全国要人,主张"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①。冯玉祥随即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广东请孙中山北上,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电请孙中山北上     

论冯国璋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贡献

毋庸置疑,冯国璋曾经充当过清王朝和袁世凯政权的“功臣”,参加过屠杀义和团和镇压辛女革命及“二次革命”的罪恶活动,然而在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斗争激流的波及下,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浪潮的推动下,他的思想也在逐渐地由维护帝制转变为拥护共和,其表现则为促使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平靖张勋复辟叛乱,其言行对我国近代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往史学界对段祺瑞“三造共和”评议论争不已,而对在反对帝制维护共和斗争中较段棋瑞更为有影响的冯国璋却无人问津。为了还其历史的原貌,撰此拙文,略陈己见。     

孙中山北上与其实行“中央革命”的设想

<正>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11月13日,孙中山离粤北上。孙中山北上无疑是应冯玉祥国民军和段祺瑞、张作霖皖奉军阀等反直派的邀请,共商国是。除此之外,他的北上更有其深刻的主观动因,即孙中山国民党人联合冯玉祥拟实行“中央革命”的设想。     

陈师道的诗与诗论

宋诗继承发展唐诗，其过程大体分成五个阶段。陈师道与黄庭坚乃是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换的轴心人物。陈诗是直接学杜诗而形成了他自家的诗风。他重视文学的精通更甚于政治的精通。他的诗沉浸在悲哀中，有一半为赠答、次韵、赠别之作。与杜相比，陈的忧患始终是个人的、内向的。其诗论与时有别，反对过于重视内容之诗，反对以议论为诗。而特别拘泥于练字造句和穿凿典故。由反省苏轼发生，而未见超越其上的新发现。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汤孙分裂与民初政局

汤化龙和孙洪伊同为进步党中坚,自1909年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相识以后,相交、相知近十年。随着袁世凯集权活动的升级,二人在反袁态度上产生重大分歧。护国战争爆发后,在联合反袁的契机下,孙洪伊与国民党日相接近,政见亦渐趋一致,与汤化龙等人开始貌合神离。战后,孙、汤发表不党宣言,进步党势力一分为三。彼时孙取联合孙中山与直系以制段的策略,汤则取联合梁启超和段祺瑞的路径,政治变革路线的不同选择导致二人在国会重开后变为政敌。嗣后,汤、孙及其追随者因府院之争矛盾和误解加深,间或有意气用事,以至双方在国会中势同水火,既恶化了二人的私交,也影响了国会功能的正常运作,成为研究系日后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原因之一。汤、孙分歧、分裂与交恶之历程,反映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稳健与激进之别,而这一分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民初政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以个人与派系之争为重要变数的困境。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西哲与汉儒的完美统一--严复性格与命运的再考察

严复对中国富强的追求,使得他反对中国传统中阻碍中国进步的东西。他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使他理解了中国之所以落后英国之所以先进的宿命的命运,在于两国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所以,为了追求富强梦想,他反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即起码的“政治道德”。而他分析这些所谓的“儒者”反复的原因在于缺乏作人的宗旨,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官位。他为了自己的宗旨,决不与袁世凯合作,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他对袁世凯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为他的“训练新军”成就而自豪,又为他的复辟帝制的愚蠢行为而叹息。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