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研究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性、高关注性和非常规性等特征,具有其它新闻事件新闻发布达不到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及时、准确、全面、权威地发布信息,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避免相信传言和谣言,进而拥护、支持和配合政府处置危机;有益于媒体在危机事件和公众间发挥正确的桥梁作用,避免恶意炒作,进而站在政府和危机真相的一边引导舆论;有利于政府驾驭舆论,稳定局势,避免危机事件还没有妥善处置,又冒出新的“传播危机”,进而迅速、妥善地处置危机.本文从功能、原则、策略、步骤四个维度,对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进行研究.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危机传播中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

危机传播是政府、组织、媒介和公众获取与交流危机信息、实现各主体的危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在危机传播和危机治理中,政府居于主导性地位,其舆论引导的效能关乎危机能否化"危"为"机"。因此,在危机传播中政府需要做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和接受监督的治危行事理念,坚持透明公开、主导协同和多方合力的原则,并采取正确的舆论引导路径,如此才能有助于危机事件的顺利解决。     

新媒体语境下危机传播扩散的加速趋势透析——以新浪网两起"奶粉事件"专题报道的比较为例

比较分析"阜阳劣质奶粉"和"三鹿问题奶粉"两个高度同质的危机事件的传播扩散过程及其传播本体、散播路径、扩散时间和社会系统等方面的变化可见,当前我国危机传播扩散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其中,新媒体是推动危机传播扩散加速的重要因素.充分利用新媒体,提高快速应对危机的能力是职能部门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公共危机事件的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公共危机事件所面对的传统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全新传播生态,剖析危机传播的若干特点和规律,特别是网络传播带来的舆情新问题,运用传播学和危机管理等相关理论,提出应对公共危机传播的媒体策略和舆情治理举措,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实践借鉴。     

功能主义视域下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内容构成、困境及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作为新兴传播形态,因其用户规模庞大,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持,也是法治传播的核心主体之一。新媒体法治传播具有传播属性和法律属性,其主要的特征为传播主体多元化、信息体量爆炸式发展、传播方式呈现交互性、信息的价值多元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作为社会理论,可用于研究新媒体在法治领域的传播功能。新媒体法治传播功能的内容构成可分为政治功能、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其法治传播功能发挥具有一定限制,原因是面临着规制不足、主体泛化、伦理失范的现实困境。对此,通过新媒体治理法治化、建设“价值—技术”多元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完善新媒体从业人员自律机制三条进路可以实现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功能优化。     

中国与世界的精彩对话:传播与社会转型

在传播与社会转型的议题上,中外存在诸多差异.文章以国际传播学会会议论文为切人点,集中论述了健康传播与环境问题,政治、社会变革与全球传播,特殊群体与新媒体使用,新媒体与受众及效果研究,国际媒体、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危机公关与品牌传播,文化产业、媒介政策与社会变革,区域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等前沿话题.     

新媒体条件下群体性事件中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

群体性事件中的危机传播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常态".新媒体的介入,人际传播的主体意识增强,多个利益主体、多种传播形式的并存,改变了传统媒介主导危机信息的格局,形成危机传播中的几种利益信息传播博弈的现象.在新媒体条件下,把危机传播的利益博弈看成是整个社会为取得社会共识而进行"利益协商",并把它看成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一种标志,对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传播将提供有益的思路.     

新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对政府危机管理也提出了挑战。在新媒体与政府危机管理的互动中,仍然存在着信息传播不客观不真实、新闻报道方式单一、媒体人的素质缺失、对新媒体关注不足、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备、信息公开和沟通机制不完善、公众容易受不实传闻的误导等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媒体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新媒体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完善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完善政府公共危机善后机制。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模式创新

现代恐怖主义的媒介化生存使得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对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和美国的霸权主义立场是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传播治理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义利观、王霸观、和同观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迥异于西方的治理价值和治理理念,从治理话语、治理机制、治理战略等方面入手建构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将有助于改善对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     

危机和危机管理

危机具有突发性、威胁性和危害性、不确定性、紧迫性等重要特征。在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冲突和危机是普遍的,导致危机发生的因素很多;转型期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各种危机高频发生的时期。危机管理活动包括预防危机、危机处理和危机后的恢复与治理。中国应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     

社会化媒体中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动力研究——以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为例

社会化媒体以其独特的信息交互方式,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用户.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演化过程中,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搜索信息、分享信息、传播信息、交换意见以及表达情绪的重要交流平台.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从行动者的个体层面研究用户的行为动机及表现特性,从信息层面探究集体意见集合的发生过程与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发生后的连锁反映充分证明有效运用社会化媒体有利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危机事件中城市形象传播困境与策略优化

如何在危机事件处置中加强舆论引导，并针对在危机事件发生和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及其负面评价，优化危机处置流程和传播治理策略，是城市形象传播中的关键一环。城市形象的传播深嵌于危机事件处置的全过程，表现出坏事与批评同步、解释与质疑共存、纠错与问责合力、诉求与公开互济、现实与历史联动的特征。城市危机处置的过程是影响其形象认知的关键，危机事件中的城市形象传播面临着建构力不强、说服力不够、评价力不一、表现力不足和支持力不稳五个方面的困境。在不断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同时，需要以有效行动为事实基础，以城市精神为价值导引，从着眼大势、着手难事、着重担当、着力服务、着想共情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优化危机事件中城市形象的传播策略。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缺位和失语原因探析

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对于政府消弭危机的负面影响至为重要,而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权威信息源对于危机治理则是关键.现实中,地方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信息缺位与失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信息的及时传递对于公共危机的处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关系到社会心理的稳定,而且直接与危机的决策处理有莫大的关系.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是控制公共危机影响,解决公共危机的重要的前提.     

“Ⅰ传播”生态下报纸的生存选择——以微博为对标,基于用户体验与新闻经验的综合考量

新媒体冲击下报纸的危机,已经是学界之瘁和业界之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报纸在新传播生态中应发现自己的短板并重新审视传统价值,进而确认修正与坚守两大课题.Ⅰ传播是基于用户体验,以个体发挥和个性表达为主要诉求的,以互动、共享为主要特征的传播生态.以Ⅰ传播为对标系,将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作为报纸的对标研究与学习对象,可以将传统媒体的危机从技术威胁论升华到生态共生论,既为“报纸的冬天”明确颠覆性的原因,又为报纸的修正找到建设性的方向和环境.     

公共危机中的媒介管理研究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威胁性、扩散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生活的运行.如何有效地控制危机发生,防止危机扩大或升级,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这是现代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而现代媒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传播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对事件和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判断.本文从公共突发事件的三个阶段出发,在研究媒介在危机事件中的角色与功能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媒介在危机事件中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     

公共危机视域下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

公共危机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现象之一.在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信息的传播表现出新的特点.由于媒介素养的缺乏,大学生接受公共危机信息时容易发生失真与畸变,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总结公共危机信息在大学生中的传播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