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理想之路 ——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自近代始,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成了“游魂”。由此,现代新儒家从终极关怀的层面贞定儒学的宗教意义,阐释了其“内在超越”的特征,指明理想性的层面是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终极关怀性教育与现代人“单向度”性精神危机的拯救

现代人的“单向度”性精神危机呼唤和寻求终极关怀性教育。终极关怀性教育是一种超越功利、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 ,其核心就是要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本的主体性教育目的观 ,就是要打破整齐划一的“机器人”教育观 ,树立具有生态意义的“生命”教育观 ,注重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关注、关切与关怀     

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视野中,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被除魅化的过程,其结果是遗失了孔子思想的真意,为了客观把握孔子天命观的本来意蕴,依据《论语》中天的功能和孔子本人对于天命的情感态度,可将孔子的天定位为宇宙的主宰者。为进一步判定孔子天命观的超越形态,对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进行辨析,孔子的超越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心学化的内在超越存在差异,孔子的超越形态是中道的超越。这一超越观在战国中期以后被逐渐遗失,但它的重新发掘对于我们客观把握孔子之超越精神以及重建当代国人的终极关怀均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终极关怀与超越之路

本文以终极关怀和超越之路的关系讨论为核心 ,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元哲学讨论构架。在这一构架下 ,重点讨论了中国哲学道德互补的形而上学构成 ,“天道”“易道”“人道”三者关系 ,指出了本然论的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理念论、本体论哲学的异同。最后将中国、印度、西方哲学的终极关怀体系作了结论性叙述     

解心释神:从现代新儒家看庄子的功夫论

功夫论是庄子与现代新儒学都关注的内容。庄子的“心斋”功夫与熊十力的“证会”功夫在深层都以人的关注为目的 ,庄子的“悬解”功夫与杜维明的“神会”说都是一种“外化”功夫 ,着眼探讨终极本体境界 ;庄子的“坐忘”功夫与牟宗三的“坎陷”说都以方法论为中心 ,都是一个实现过程。但是 ,庄子与现代新儒家在对人伦的取向上差别很大。     

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论马克思解放论的本体论追求

解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元问题”，其根本在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传统本体论表征着人类摆脱自身的无根化、追寻存在根基的终极关怀，它构成了理解解放论的终极追求的思想前提。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与其本体论的演化逻辑是一致的，是在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展现的。正确地认识资本逻辑运动的辩证规律，才能真正抓住马克思解放论的革命性之所在，从作为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生产劳动出发，不断超越现实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生产关系，去构建新的通往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终极道路。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论唐君毅的宗教观

唐君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肯定宗教信仰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并以"天人合一"的方式理解宗教,从而消解了神或超自然世界对人的制约,突出了宗教对人的生命存在所具有的超越意义,体现了他对人的一种终极人文关怀的精神。     

论唐君毅的宗教观

唐君毅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肯定宗教信仰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并以"天人合一"的方式理解宗教,从而消解了神或超自然世界时人的制约,突出了宗教对人的生命存在所具有的超越意义,体现了他对人的一种终极人文关怀的精神.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生而为人的意蕴——儒家、佛教与基督教比较

儒家、佛家和基督教对生而为人这一生命存在事实皆赋予了某种终极的价值意蕴 ,但是 ,无论是内在超越的儒家和佛家 ,还是外在超越的基督教 ,都只是将生而为人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作为其伦理学构建的一个基础 ,而不是当作大厦本身。故其为人道主义是一种义务话语优先的人道主义 ,或叫做“做人主义”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

胡塞尔称自己的哲学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使得当代实在论者将其视为重要批评对象,他们主张,胡塞尔哲学因为其超越论的立场而错失超越本身。胡塞尔关于实在论—观念论的讨论是借助“内在—超越”概念展开的,他区分了两组内在—超越概念,这两组概念通过与两个意识概念的对应,同构造的两个基本范式联系起来,这样,实在论—观念论之争就落实在这两个基本范式的有效性问题上。正是从这个方向上,胡塞尔有效地辩护了超越论的观念论与自然的实在论的可兼容性,从而证明,他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并未错失超越本身。     

论成人教育的新理念

从语言分析出发 ,可知“成人”一词有“成年人”和“成就人”的双重含义 ;由此可以推导出“成人教育”有“针对成年人的教育 (继续教育、终身教育 )”和“成就人格的教育 (道德教育、素质教育 )”的双重含义。现代素质教育 ,超越了传统道德教育 ,追求人的终极关怀 ,使得成人教育更具有了人文教育的新理念     

透过理论敞开现象：论钱钟书文学解释的有效性

作为当代人文科学方法论之一的解释学,其有效性标准迄今似乎仍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钱钟书以作品为核心、以修辞为动力的文学解释实践,超越形而上学透过现象形成理论的“终点关怀”,表率起透过理论敞开现象的“终极关怀”,产生了呼应当代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解释学有效性效应。     

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内在统一

社会经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却是内在统一的:从发端到成熟,其思想进程基本吻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其产生的一致动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点。我们应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纳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有机整体中加以理解。     

从中西“是论”之别到“语言学之后”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