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宫大成》与中国古代词曲音乐

本文探讨和考证了中国古代词曲音乐的渊源流变,宫调的使用与变迁,以至曲牌体式的形成,理清了词曲音乐发展变化的轨迹。论述了《九宫大成》这一古代音乐文献的编纂、体例、所收乐谱,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对后世词曲创作和曲学研究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评定了它的文化价值。阐明了校译此书的意义及有关规定。另对其他几种曲谱书所存在的某些讹误和混乱,也一一作了辨正     

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观

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禅修大师,越南临济禅(Dhyana)法脉第42代传人。越美战争爆发后,他作为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主席,放弃了与世无争的寺院清修生活,积极地投身到救助战争受害者的活动中去。他会晤了包括教皇保罗六世、美国国务部长麦克纳马拉、小马丁.路德.金博士等在内的众多著名人士,后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侯选人。他创立了青年社会服务学校、万行佛教大学(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以及"正念禅"禅派(The Order of Interbeing)。他最早提出"Engaged Buddhism"(入世佛教)英文术语和概念,并极力呼应"入世佛教"精神。他的著作在欧美畅销,他对教制革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摩利支天——从印度神到中国神

摩利支原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来被佛教吸收,被称为摩利支天或摩利支菩萨。在佛教中,摩利支天又由男神变为女神,又由曼妙天女变为三头六臂的恐怖之神。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于佛教密宗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摩利支天随佛教来到中国,不仅受到佛教徒的崇拜,而且还被道教吸收,演变为道教神明斗姆。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安多藏族村落的生态:曼荼罗化

文章基于详细的民族志材料,呈现出一个安多藏族村落中土地-神-人之间的独特关系,阐述了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如何与山神相关联,如何对村民们维护自身集体记忆、保持栖居环境的良好生态和繁茂兴旺产生实际的作用。文章的理论观点是:佛教作为一种实践宗教,不仅具化(embodied)与置入人们的意识中,还存在于当地居民的生活世界里。因而,作者认为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的精神行为,也表征了作者称为生命及其生态间的"互根性",其显现为村落地境的佛教曼荼罗化。     

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迫切需要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民生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揭示民生的含义、内容、实质和实现途径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民生的架构内来加以审视,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向互动逻辑。只有深入研究民生问题,才能建构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中国梦：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发展

探讨了“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和“中国梦”的内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问题;提出“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一脉相承;“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发展.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一个逐步世俗化的过程

从中国佛教造像世俗化进程可以看到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分四个阶段：玄学化的魏晋;帝王化的唐代;平民化的两宋;民俗化的明清。反映了佛教的三个变化：适应、调和和简易。     

“曼荼罗”的两种诠释——吴哥与北京空间图式比较

柬埔寨王国的古都吴哥的建筑艺术是高棉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其空间图式虽然源于古印度的曼荼罗,但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与北京的空间图式有着一些显著的区别。在简要介绍吴哥的历史及空间图式的基础上,将中、柬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但它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党的七大对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系统总结，又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庄严宣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实践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结果。发展生产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发展主题,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发展依靠人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牢记以人为本,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思想;发展是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恪守统筹兼顾,切实做到人与相关所有关系和谐发展。"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的沧桑正道。     

百田弥荣子与中国传承曼荼罗情谊、情趣

日本汉学家百田弥荣子多次访问中国,撰著《中国传承曼茶罗》。田野调查与钻研典籍相结合,揭示中国神话传说世界的神秘魅力面貌。以“公鸡雷神”为核心,介绍开天辟地、洪水育人等神话,探索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     

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瞿秋白在苏区最重要的文艺贡献是进行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现实调适:在思想上,将因地制宜调整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在理论上,将文艺大众化思想现实制度化。在苏区,瞿秋白以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其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不仅与苏区戏剧大众化活动、工农大众艺术水乳交融,而且与苏区基础教育和民众战争宣传动员政策天然转换,最终生成中国本土化的集体写作政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三个代表"思想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又一个新的伟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里程碑."三个代表"思想是做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篇大文章的光辉典范,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同志理论思维创新的产物,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白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最后就汉人、藏人和日本社会对源白印度的佛教采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探讨了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     

宋代民间"人祭"之风与密宗的尸身法术

在分析宋代民间杀人祭鬼的材料的基础上,以文献间互证的方法论述杀人祭鬼与密宗信仰的关系,说明"人祭"这种古老的野蛮信仰在宋代确实再度兴起.     

《政事论》与考底利耶国际关系思想研究

《政事论》是印度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作,它阐释了一系列国家治理、巩固政权和实现霸权的方法,其作者考底利耶也被称作“印度的马基雅维利”。其中代表性的国际关系思想有:区分敌我、寻找盟友的曼荼罗国际体系观;分析综合国力的国家构成七要素理论;曼荼罗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现实主义安全观;依据敌我实力对比而选择的“六种对外政策”。它们指导着征服国发展自身力量、寻找合适盟友、运用有效策略削弱并战胜对手,最终实现本国发展壮大和霸权崛起。考底利耶思想构成了当今印度外交战略和安全理念的重要泉源,也逐渐影响和塑造着印度的外交政策。目前国内尚无《政事论》完整中译本且相关研究仍相对滞后,学界对此应加以重视并加快推进相关研究。     

工会化：私营经济应对经济危机的一个选择

除了工人运动和反劳工商业游说团体这两种方法，一种几乎没人听说过的《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FCA）成了一种应对当下经济危机的最重要方法，它可以让美国工人更容易组建工会。《雇员自由选择法案》不会增加一分钱的公共支出，也不会使联邦政府增加一个单独的机构。它既不会对企业增加新的法规，也不会规定任何有关雇主付给雇员工资和补贴的内容，它却可能成为一种使美国工人恢复适度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能力的关键。     

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

中国和印度,交通自古,文缘恒久。一部中印文化交流史,堪称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典范。进入现代,中印文化交流愈发交光互影,迈进全新里程;两国关系,虽然发生过不愉快,而且其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弥,但也只属于“百分之一”。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先后于2005年、2006年成功访印,建立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是印度经济学家、商务部长兰密施于2005年出版的Making Sense of Chindia: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一书,随即在印度及国际社会和中国引起巨大反响,Chindia一词成了热点关键词。今年四月下旬,为落实巩固胡主席访印成果,推动中印关系新发展,深圳大学和中国南亚学会联合召开“中国印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2007中国南亚学会年会”。来自印度、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欢聚深圳,围绕“胡锦涛主席访印后的中印关系”、“CHINDIA的内涵及反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是一次中印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在此,我们特向广大读者推荐三篇文章: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的《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India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著名美籍华裔印度学家谭中的《“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和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的《文明整合与CHINDIA》。《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一文,表达了一位印度资深高级外交官对当下中印关系的积极评价和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充满睿智、殷切和对中印两国人民深深的爱。谭中的文章,凝聚着他和他的父亲——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两代人的中印情结,浓烈而深沉。尚会鹏教授则用CHINDIA/中印大同分层次的观点来阐述其阶段性,同时对中印文明整合催生世界新文明给予了肯定的判断和热切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