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绝与彷徨的心路历程——析《过客》中的“走”意向

<过客>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通篇"走"意向贯穿始终,"过客"作为鲁迅心灵世界具象化的形象,它象征、暗示、隐喻了作者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焦灼、彷徨、苦闷,但绝不放弃前行的心路历程.     

鲁迅:体裁规范与美学追求

鲁迅无愧于"一具有彻底的反虚伪的精神,二具有透彻的文学家的眼光"的评价.本文主要通过对<呐喊>、<彷徨>、<野草>及鲁迅后期杂文的分析,表现出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散文诗及现代杂文等文学体裁方面的规范与创新,借此说明融汇其间的鲁迅的美学追求<呐喊>颜色法"域外文宗",更多激愤;<彷徨>汲取中国传统"画眼睛"的写法,更趋圆熟;<野草>最早借鉴了现代主义的手法,开一代先河;后期杂文则于无意中创造了"鲁迅体"的现代杂文.鲁迅在现代文学体裁的规范、创新、更迭之中,不断实现着他的美学追求,接近着他的社会理想.     

拯救与复仇——“耶稣受难”故事在鲁迅《复仇(其二)》中的变异

通过比较<复仇(其二)>与<马可福音>在话语叙述方式、文本结构与意义的表达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认为"耶稣受难"故事在<复仇(其二)>中已由一个神话事件转变为社会历史事件,文本阐释的重点也由宗教意义上的对人类的拯救转变为人性意义上的先觉者对庸众的反抗,从而体现了鲁迅复仇逻辑的价值选择与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呐喊"的声音与关怀--《呐喊》的传记学批评

根据传记学批评方法,<呐喊>(1930年版)在主题、故事情节及与作者的关系上,显示出社会化与个人化两种不同的主体声音.<呐喊>的社会观照主要体现在对四种人--先驱者、旧读书人、农民、"我"的关怀上.以上两方面表现都可以在鲁迅个人生活经历、思想、家世等方面找到直接的根源.     

佛教文化对鲁迅思想及创作的影响探析

鲁迅一生始终与佛教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格心理、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而且还渗透在他的创作中.佛教的"人生即苦"、"一切皆苦"和"我法"也"两空"等基本教义,对鲁迅思想和心灵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的辩证思想是鲁迅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前,认识世界、解决矛盾最有力的思维工具,使他的<野草>等作品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深度;鲁迅对佛教的认识是一个自觉的、辩证的、有所扬弃的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从"斯密问题"看人性

古典经济学把人都假定为是自利的经济人.但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人性是利己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强调人性是利他的,这就是"斯密问题".对"斯密问题"的诠释推动了人性理论的发展.而持自利经济人观点的经济学家不断退让,说明人性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自利经济人不过是"物的依赖性社会"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人性的表现而已.     

“真”的追问——道家人性论的思维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流派的思想家都试图通过对人性的分析和探究来获得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本源的认识.与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的是,道家从"真"与"伪"的维度对人性进行界定和分析,展开了对"真"的追问和探索,把保持和尊重人的天性作为人类的立身之本,凸显出道家人性论的思维特质.道家对"真"的认识,直接指向回归人性、顺应人性,这一点对于在现实世界改变人生态度、实现人生理想、提高人生价值以及升华人性,显然是有其理论价值和优越性的.     

挣扎在格雷马斯方阵中的祥林嫂——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

鲁迅小说的魅力来自它们丰富的阐释可能,例如<祝福>.借助格雷马斯方阵,我们从<祝福>里读出了人"生"而被"排斥"的存在主义主题,读出了人生的绝望,读出了鲁迅对"启蒙者"的悲观.     

无法言说的心灵悸动--《风筝》心理结构论

<风筝>一文对探寻鲁迅心理结构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风筝>隐含了鲁迅自我人格的分裂结构.作为叙述者的"我"与被叙述者的小兄弟实际上代表了自我的两个既对抗又互为依存层面前者是纠缠不脱的无意识层面即先验性的罪性存在的人格化呈示;后者则是被压抑、被摧残、被牺牲的孤独感和虚无感的展露,从中透射出鲁迅在自我生存困境中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悲剧性体认.而贯穿本文的"风筝"意象为我们理解<风筝>拓展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     

"中间物"、复仇及"油滑"--《野草》《故事新编》的传记学解读

运用传记学批评方法,结合鲁迅生平、思想,可以看出,<野草>体现了鲁迅的生命观、历史观--"中间物"哲学,体现了他绝望抗争的人生态度.从创作过程、鲁迅心境可以解读<故事新编>"油滑"写法的必然性及其意象、情节中的复仇情绪.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文学既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呈现 ,也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精神突围。在这种精神活动中 ,始终灌注着自由的理想。西方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表明 ,西方人主要以“理性观照”和“神性启示”两种方式达成自由。“理性观照”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来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 ,它有理性主义与物性主义两种表现形式 ;而“神性启示”则在关于人生存的追问中 ,将人放在超验语境中言说人的存在 ,它呈现为上帝启示信仰和精神超越两种形式。     

论科学扩大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理论家们只在一个狭隘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框架内探索科学问题。所谓科学,就是对对象化了的客观部分的系统描述、解释,这样的知识应该具备客观性和普遍性,应该能够为人类的“控制”目的服务,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思索完全被排斥在科学的范围之外。社会工作对这样的科学观提出了挑战,它要求真正的科学必须是“事实的真”与“伦理的善”的完美结合。所以,狭隘的科学观必须扩大,必须向人类关于人性的知识领域开放。     

科学发展观展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兼论"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交融

科学文化强调科学理性,人文文化强调对人的关怀.在西方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对人文文化的忽视,在科学理性的运用中造成了"人类困境"和文化矛盾,损害了人类的利益,招致了世界性的技术批判.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概念,揭露了两种文化的对立,引发了世界性的争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世界历史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统一于发展的实践中,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融,使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展示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两阶段理论

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两阶段划分形式.以交往从有限的地域性交往发展为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为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在经验上,"世界历史"开始于十五世纪.相比较而言,前"世界历史"时代和"世界历史"时代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在诸如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范围和变迁、文化的民族特性、人的存在与发展状态等方面,表现出两大历史阶段的差异.     

试论法治情形下人世五大范畴的基本秩序

“法治”的起点是“人世”。“人世”是“人的世界”的简称,其基本范畴包括“人、世界,物质、精神、法治”五个。人世五大范畴排序凝聚了人类社会的最高智慧,寄托了人类社会的长远理想。原始宗教以传说的方式将人排在世界之先,确保人世能够以人为第一价值取向。宗教异化以后的神权宗教,后来的理性主义都违背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目标,将人排在其他范畴之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二战以后,人文主义与法治共和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21世纪将是人文主义继续勃兴,物文主义和其他非人文主义哲学、宗教彻底终结的法治共和世纪。     

世界4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剖析

在简述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他的世界3概念界定的模糊性,概述了各种世界4观点以及在世界4问题上的争论,最后提出解决世界4问题的途径。应当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修正,把世界3界定为人类活动的产物(文化世界或属人世界),而不仅仅是认识活动的产物(知识世界)。这样,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划分在逻辑上就是充分的和无懈可击的,目前的各种世界4概念都可以纳入新的世界3范畴之中,是隶属于世界3的亚世界。     

生态学研究视界的拓展轨迹扫描

生态学这一科学术语自著名学者海克尔提出以来,以其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不断地扩充其学科内容,扩展其理论视界,扩张其势力范围,直到全面关注并深层关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生态文明前景。从生态哲学的发展视野审视,随着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日趋凸显和生态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进,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态实践活动的日趋深化,终于开启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生态时代。     

池田大作“人间革命”论析

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誉日本全球的著名宗教活动家。在其专著和与世界名人谈话录中,他多次提及"人间革命"。该概念与传统概念上的革命不同,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变革,其核心是"小我"革命,由"小我"革命实现"大我",实现全人类的安乐幸福。同时,他也强调"革命"最终目标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试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

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在“五四”时期的成就应为最高,影响应为最大。从现实关怀、人间真情、散文意境、散文构思及其语言几个角度去解读朱自清的作品,阐释其散文艺术的美学意蕴。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