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追寻美德——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归与反思

纵观西方伦理历史,德性伦理经历了由盛而衰到复兴这一过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伦理、近代契约伦理后,逐渐衰落,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到了现代,它又重新被许多伦理学家认识,成为继元伦理、规范伦理后最引人注意的理论,其中对德性伦理贡献最大的当属麦金太尔。综观西方德性伦理的历史,结合社会现代性特征,我们能够合理地推论德性伦理将走向一条辩证复归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有着实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道德支离破碎,德性伦理将与其它伦理形态共建一个动态、多元的道德体系。     

从制度伦理视阈审视德性伦理之意义——兼论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之含义

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的论题反映了在制度化趋势空前加强的现代社会,制度伦理研究已成为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在道德建设实践中,由于德性伦理自身的优势,德性伦理在地位上高于制度伦理,但由于制度伦理的基础性,制度伦理在程序上又要先于德性伦理.在处理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础上,需要培育和塑造具有完全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     

论社群主义之现代伦理学形态

将西方社群主义伦理学从一种"流派"上升为伦理"形态"论来进行梳理与分析,其根本要义在于将社群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种体系性与精神性理解,而不仅仅处于一种知识论的工具性意义,从而使得社群主义更能切入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生活。社群主义者们正是从形上的本体建构、道德哲学史的价值传承、实践视域中现实检验以及主体性的普遍个体认同等方面完善和建构了社群主义流派,使得社群主义在精神哲学层面上完成了形态论的终结。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从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架构中提出了与自由主义论争的核心问题: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从道德哲学史梳理中重构了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德性传统;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则直接关注共同体得以实现的实践论根基;泰勒的《自我的根源》则着力于在社群主义的认同前提下追问人类的主体性。     

近五年来国内环境美德伦理研究述评

环境美德伦理学是从德性伦理视角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与认可,被学者们称之为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转向。近五年来,环境美德伦理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其主要关注点如下:一是环境美德伦理学的缘起与发展研究;二是环境美德伦理的基础性研究;三是环境美德伦理的本土化研究;四是环境美德伦理走向实践研究。对国内近年来环境美德伦理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深化对环境美德伦理的研究,为我国当下的环境道德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国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自我诉求

中国传统文化把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为特征的道德自我价值诉求作为个体人生的根本价值取向。儒家提倡以反求诸己的内圣和推己及人的外王成就德性自我;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见素抱扑的自然德性价值和自由精神追求;佛教以因果轮回观念与佛性修行追求德性价值;当代新儒家主张道德的理想主义,肯定道德理性的主导和优先地位。强调和凸显人在文化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我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精髓。     

“德性正义论”——社群主义正义观解读

兴起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哲学流派——社群主义,主张用以规范个人平等选择权利的正义原则是一种德性,包括正义在内的德性,依据“实践”界定,受到社群传统和善的制约与规导。但是,“德性正义论”的可操作性问题尚待解决。笔者试图通过对社群主义“德性正义论”剖析与解读,以期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方法启迪。     

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法学的三个挑战

与自由主义强调原子人、理性人、经济人不同,社群主义强调社会人、历史人与文化人,自由主义的原子人、理性人与经济人是无法脱离社群的型塑的;社群主义通过批判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提出了自己社会权益优先的观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弱国家与中立国家造成的现代西方社会公民美德的缺失不满,主张加强国家对公民美德的型塑功能,进而引导公民过美德生活。     

“好人”与“好公民”:一个政治伦理难题的亚里士多德解

对于好人与好公民能否兼得这个千古政治伦理难题,亚里士多德的解答具有典范意义。他认为,在最理想、最优秀的政体中,好公民与好人都具有同样完满的德性。现实中的公民很难都成为好人,但至少可能成为一个对城邦的美好生活有所贡献的好公民。然而,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很有可能变异为绝对主义政权中的臣民服从德性。这种德性要求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权力表示绝对的认同与服从。变异的古典公民德性理论与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求是相悖的,使得好公民与好人出现悖谬。有必要在现代道德底线意义上重申好人的德性,从而使人们对绝对的国家权力保持怀疑和警惕,避免陷入失去道德信仰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     

论西方德性伦理的缺陷及其现实发展

德性伦理也称美德伦理,其传统始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使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发展到了顶点,成为古希腊伦理的根本形态。而在近代由于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而开始被规范伦理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得到了复兴,大体上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形式:"一是所谓的共同体主义式的变形;二是所谓普遍主义的变形;三是所谓明智论的变形。"它们分别以麦金太尔、努斯鲍姆、麦克道尔和伽达默为代表。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不能作为主导的伦理学理论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行为。     

伦理视野中的社群主义权利观和道德观

社群主义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界定,现已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种较系统的学说。社群主义建构了以社会本原取代个体本原的哲学形而上学;以社群中心取代个体中心的政治哲学;以公共的善取代个体权利优先性的美德哲学。这种理论的自觉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性所引发的西方社会危机。然而,对社群与传统的抽象化理解,使它在解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上陷入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困境。     

道德困境的价值论思考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打破了中世纪的枷锁,随之工业革命带来社会飞速发展,社会财富巨大增长,但人的道德却产生巨大的滑坡,一方面是受思想的变革所影响,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变革左右了人的道德滑坡。经济发展带来的“理性经济人”观念把利己美化了,使传统理性中的“德性”遗失,道德失去了他的目的,即内在善——德性。因此,道德的回归,需要重新把德性提升上来,重建德性伦理是走出道德困境的一条出路。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奢侈、商业与公民美德的现代转型——休谟的公民道德思想探析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国的建立与维护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基础,这种公民美德要求公民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认为商业及与其相伴随的奢侈是引诱公民追求私利从而＂腐化＂公民品质的破坏性力量。休谟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商业的发展不仅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促使人们形成勤劳、知识、人道、温和以及独立等新的公民美德。与古典公民美德相比,这些新的公民美德是一种更为＂自然＂的美德,它不仅有利于增进私人幸福,还更有利于增进国家的强大与公民自由。休谟的公民美德观体现了西方公民美德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美德伦理系统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不同于其他民族爱国主义之处在于其有独特的美德伦理支撑,也因此铸就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德性价值,使其呈现出一种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基质,表现为一种仁民爱物、民为邦本的仁爱主义和民本主义特质,具化为一种天下主义的价值追求,并通过崇尚正义、讲求诚信等品质构成一个有机关联的美德伦理体系,不断生成且促进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广博义理和精神操守,同时也新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性或民族品格,形成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国德或国家德性。     

德性与规范并重:从康德道德学谈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

伦理学界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争论也使得道德教育界对于应该如何进行学生道德人格培养的途径出现了各执一端的局面。从康德道德理论的重新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进行统一的努力方向,而这种理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思路,即:道德人格的培养应该可以是外在规范与内在德性并重的过程,规范主义中包含着德性精神,而德性也可以是包含规范的德性。这种机制对于更加全面与综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与效用。     

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休谟伦理学析论

休谟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真理观,将道德的是非标准建立在人类情感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情是德性区别和形成的源泉,以情感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德性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基本趋势。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通过其与其他伦理学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伦理学发展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