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也为跨国公司实施基于其核心能力的企业重构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国际分工的演进和跨国公司的企业重构以及二者的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全球价值链,这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发展中国家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采取不同的升级策略,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实施产业组织的模块化构造和企业的模块化经营,最终实现价值增值环节的攀升,从而实现其产业升级。     

新能源产业贸易、国际分工与竞争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全球新能源产业规模急剧扩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国际分工起点较高,要素配置国际化进程较快。同时,各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价值链分布以及国际竞争格局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新能源技术路线、行业组织结构以及全球能源格局仍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分工机理和模式尚未完全明朗。近年来,我盯新能源产业扩张集中在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虽然制造成本、生产组织、国际市场份额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规模和成本优势。核心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国内市场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仍延续“两头在外”的模式,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工收益受到挤压。为此,应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加快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国际化的产业发展体系。     

知识分工、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格局的视角

知识分工,是指知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和组织间走向分化、分解与重新整合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组织变革和价值链重塑。价值链知识分工使知识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核心资源,从而使企业合作从能力依赖走向知识依赖,全球价值链形态也从线性形态走向网络形态。在这种趋势下,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价值创造、创新空间都朝平权化方向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要抓住知识分工深入发展的契机,通过加工制造企业"垂直升级"、建设国家价值链、形成多层次区域性国际价值链等途径,积极融入全球知识分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选择

借助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国际代工方式,中国制造业嵌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过程进行严密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利益分配、市场培育和企业发展均受到严重损害,迫切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集约型的质量增长转变,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提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本土跨国公司培育路径探析

全球价值链分工突破了传统分工中的国家边界,进一步凸显出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主体地位。培育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参入全球竞争,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选择。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是我国打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格局,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重要途径。我国要鼓励大型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主动实施国际化战略,发展自主型价值网络,由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向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步占据价值链关键环节转变,在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同时,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超高速增长,并没有逻辑地促进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单个企业、产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可能会带来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的现象。全球价值链是当代贸易发生和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其治理结构影响着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机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被俘获关系所表现的价值环节,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轨道。中国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具有双重效应:既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也会阻碍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会与全球买者的核心能力之间发生冲突。进入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均衡性网络,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所决定,又由其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所决定。     

数字产业渗透赋能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将2012—2022年47个国家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产业渗透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切实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通过合理配置创新要素与促进颠覆式技术创新,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数字产业渗透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扩大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方案、强化颠覆式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与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格局提供支撑。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

国际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缺乏全球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难以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权力变化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迥异于“国家全产业链”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充分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通过实证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化动态地以网络适应度来形塑国际权力,大国将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与链接而博弈和竞争。     

数字监管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制度环境、数字基础水平以及经济利益诉求的不同,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字监管政策非协调性不断增强。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利用中国与49个贸易伙伴国2014—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监管异质性会抑制中国在“共轭环流”分工格局下枢纽地位的提升。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摆脱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现状,实现价值链升级;而在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则会削弱中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不利于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通过与贸易伙伴国签订数字合作协议,能有效地缓解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枢纽地位产生的逆向冲击,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

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下,中国产业发展动力衰减。进入新常态的过渡时期,中国必须从加入全球价值链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这种转型的实质性内容,就是要主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重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重塑产业发展的新动力。1具体包括两方面的战略转换:一是要依托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以现代服务业开放化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二是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逐步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轨道的发展。中国企业在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可以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短缺问题。战略转换的具体形式是推进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这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抓手、突破口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也必将带来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全球产业价值链"二元结构"制约下的产业升级——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发展的战略要素

文章通过构建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二元结构"的解释模型,说明经济全球化使产业生产与资源配置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过程;指出发达国家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实质决定因素和发展中国家附属型产业价值链的风险性;进一步探索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二元结构"制约下产业升级的现代战略要素,着重强调从传统要素的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变的要点.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TiVA最新数据库以及2009—2018年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有效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这意味着低端嵌入不利于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才能够明显改善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识别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机制实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低端锁定效应和吸收门槛效应两个机制实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积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横向竞争视角下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变动及产业升级

随着逆全球化影响加剧,全球价值链的纵向分工趋于缩短而横向分工下的区域化集聚趋势凸显,其治理结构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从横向竞争视角看有必要构建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主动型治理结构和被动型治理结构,旨在看清楚全球价值链节点上的动态控制与竞争问题.第一,在主动型治理结构中,企业多采用M型组织结构和多元化经营战略,侧重采取非价格竞争方式来影响市场条件,并且以发包的形式控制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关系;第二,在被动型治理结构中,企业多采用U型组织结构和专业化经营战略,强调既定市场条件下的价格竞争关系,在外包活动中也表现为接包式的外围关系;第三,企业倾向于在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选择主动型治理结构,在物流采购、生产、分销等低附加值环节选择被动型治理结构.因此,“微笑曲线”成为连接主动型治理结构和被动型治理结构的关键纽带,体现出二元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潜在的产业升级路径.     

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国际竞争战略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快。面对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战略选择上面临着如何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两方面的问题。中国企业应该在综合考虑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的前提下,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国际竞争战略,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分工中移向新的、更有利可图的价值链,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整体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疫情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全球产业链布局,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弹性。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加速调整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向化转变日趋明显。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多重因素的影响,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高度集中、治理模式变革,成为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趋势,将对我国发展的核心利益带来严峻挑战。对此,我国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对产业发展、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合作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全产业链构建

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限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攀升,虽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效应,盲目地深入全球分工体系不利于制造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分工地位来推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实现制造业整体升级。中国制造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转移的过程中,需转变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思路,构建以技术进步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打造制造业价值生态体系,在多个价值环节与全球伙伴进行水平合作,增加中国国内间接附加值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以实现产业升级。     

战略理念与实现机制:中国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

支撑中国启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是内需尤其是消费率水平。"消费消失"是一个不真实的命题,是一个统计现象。高房价的支出压力是阻碍中国消费需求扩大的主要因素。扩大内需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并不冲突,它是经济全球化转型升级的一种高级形式和发展阶段。"全球价值链"(GVC)转向"国内价值链"(NVC),进而逐步转向加入"全球创新链"(GIC),这种发展战略之间的转换和衔接,需要宏观层面为其提供实现的环境,需要微观层面在转换价值链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的功能升级,需要中国本土企业抓住世界金融危机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大力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逐步成为具有"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等特征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战略偏重于增长和开放,而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却需要以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为前提来支持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加速启动民生导向性的制度改革。为此新一轮的开放局面需要形成全球化城市、全球化产业、全球化企业和全球化人才等支撑要素。     

模块化时代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升级——以两岸信息产业竞争与合作为例

这是一个模块化产业发展时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已加入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但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如何摆脱我国始终徘徊在产业链中处于低附加价值模块生产的困境,进行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则是我国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在电子信息产业,台湾与大陆各有竞争优势,作为同种同文的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如何优势互补,形成战略联盟,把握中国市场,以中国特有的竞争优势走向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     

RCEP框架下中国区域价值链优化研究

受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以及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全球价值链加快重构,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寻求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区域价值链。当前,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价值链关系日益密切,已经成为RCEP区域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但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也有进一步优化区域价值链的迫切需求。RCEP的签署填补了本区域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缺口,不仅为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增强了区域价值链韧性,降低了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而且也为中国增强在亚洲价值链中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妥善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积极应对产业对外转移趋势,主动寻求与日韩的高端产业合作,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