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灾后重建看执政党的文化自觉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向何处去这一决定21世纪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命运的核心问题,从而成为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根本指针,成为顺乎党和民意的重大战略思想。应当如何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否包括一个地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人文生态的保护是否成为一个地方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干部考核体系如何为地方的文化生态保护提供科学的导向机制?四川在灾后一年来文化重建方面所展示出的高度的文化自觉,为我们思考和解决上述迫切问题提供了范例,增强了信心。     

玉树灾后重建与藏族传统文化保护

青海玉树州经济贫困,但资源富足,特别是其藏族传统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十足的魅力。地震灾害给玉树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灾后重建则要十分关注物质文化重建及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这种重建要在解决面临的现实的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把传统文化保护置于宏观的经济发展中予以考虑,要重新考量旅游业和畜牧业在地区发展、生态平衡、文化保护这些目标中应有的位置,在灾后重建中特别突出二者的发展。     

论保护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重建中的作用

在地震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恢复重建中,最重要的是要重视和发挥各级各类保护主体的作用,即: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健全保护工作队伍;加强公共文化机构和设施的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的建立;调动社区与民众的积极性.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稳步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才能重建好灾区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     

“首届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灾后重建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川音绵阳艺术学院、四川省羌学学会和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局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灾后重建研讨会”,于2010年11月2日在四川绵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顺利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如下主题作了精彩的发言和讨论：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以玉树灾后文化建设为例

玉树灾后重建在区域稳定、文化发展、生态保护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玉树灾后文化建设中呈现出宗教形式的多样性、文化变迁的堕距性、文化资源的竞争性、区域利益的博弈性,在客观上形成了国家与乡土社会、文化传承与文化再造、文化重构与发展转型等多重社会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关注玉树灾后重建中的文化建设,是构建玉树灾后文化关系和谐有序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民族地区社会重建中国家利益、区域利益、民生利益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推动玉树灾后民族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     

灾后重建,我们尤其需要关注……——专家学者谈汶川地震后的恢复重建

灾后重建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来指导我们的重建行为。一位灾区的副县长在谈到震后重建问题时呼吁说，汶川大地震后，山川、河谷、地貌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当地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原有的公共管理机构也严重受损。因此，灾后重建愈加显得艰难。为此，我们不能为了赶时间而匆忙上阵，应科学谋划、全盘考虑。各方专家甚至包含国外专家，如地质专家、地震专家、建筑专家、规划专家、社科专家。应对灾区的地质状况、重建模式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系统研讨，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唯如此，灾后重建才能让人民放心，才对得起这片土地上劫后余生的各民族同胞，也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本刊特对部分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访谈。     

明天更美好——玉树灾后重建掠影

震后一个月的玉树结古镇,在春的希望中重现生机!街道上,运送重建物资的车辆有序行驶,两旁的危房正在拆除,挖掘机不停地“轰轰”作响;市场里,商贩的吆喝声不绝于耳;安置点内,一顶顶蓝色帐篷,升起袅袅炊炯,飘出酥油茶的浓浓奶香;     

“灾变”后的都市化——“5·12”地震灾后重建研究之一

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四川省平武县南坝镇重建依赖于国家政府的规划和指导,原本的乡镇在重建后呈现出明显的都市特征,然而政府构想中的都市化效应与地方的实际表达产生了差别,"政府的都市化"不等同于"人的都市化"。地方群众面对"灾变"后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产生了诸多的不适应。重建后的数年间,当地人在逐渐适应"政府都市化"的同时也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形塑着"人的都市化"。南坝镇经历"灾变"后的都市化表现,当地人对灾后重建的适应和改造,表明了人的能动性在从"政府的都市化"到"人的都市化"的变迁过程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     

试论民族地区文化生态重建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了我国各个领域热议的话题之一.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文化生态重建之间的关系与意义,却很少有人了解.因此,本文从本地区的生态文化现状入手,对民族地区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的原因,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民族地区文化生态重建中的意义与作用展开了分析与讨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对震灾后四川羌区农牧业恢复的调查与分析——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

"5·12"地震对四川灾区农牧业造成了严重打击.通过对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震灾后四川羌区灾民积极返乡开展生产自救,但农牧业恢复面临诸多困难.针对四川羌区农村基础设施瓶颈、耕地减少、资金短缺、青壮年外流、特色农业遭重创、农牧业生产设施毁坏和农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制约,应加大财政和金融对农牧业重建的支持力度,采取多种措施尽快促进农牧业恢复.     

废墟上的希望--骆团侗寨火火灾后重建的思考

2012年2月13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新丰、骆团村70多栋木楼被火魔吞噬,变为一片废墟,令人痛心疾首!新丰、骆团是一个大团寨,世人一直叫她骆团,有人说这里住着的是古代骆越民族的后裔,所以叫骆团,我不曾考证过,不知确否。因为人口多,这里分为两个行政村。但我们当地人一直统称之骆团。     

湖南省扶贫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正>2008年,对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罕见的冰雪灾害,下半年遭受的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使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遭受重创,农产品价格下滑,大量农民工回流,农民增收受到严重影响。基于此,省扶贫办对全省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尤为重视,把它当作全年工作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采取得力可行的措施,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家文化部到湘西州考察“非遗”保护工作

8月23日至24日,国家文化部财务司副司长马秦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王福州一行4人组成的考察组在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对湘西自治州的“非遗”保护工作进行考察。期间,考察组先后深入吉首市、凤凰县的乡镇文化站、非遗传习所进行实地考察,面对面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交流,全面了解两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察组表示,湘西民族文化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保护传承任务十分繁重,全州上下虽已形成共识,“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需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规划、改善机制、激发活力,促进湘西“非遗”保护工作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废墟上的希望——骆团侗寨火灾灾后重建的思考

<正>2012年2月13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新丰、骆团村70多栋木楼被火魔吞噬,变为一片废墟,令人痛心疾首!新丰、骆团是一个大团寨,世人一直叫她骆团,有人说这里住着的是古代骆越民族的后裔,所以叫骆团,我不曾考证过,不知确否。因为人口多,这里分为两个行政村。但我们当地人一直统称之骆团。我从小就佩服骆团人的勤劳能干。我们当地俗话说:     

守护精神家园 创新湖湘文化——访湖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孟庆善

<正>湖南省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在绵绵细雨中落下帷幕。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概况如何?近年来取得了那些成果?未来有什么规划?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湖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孟庆善。《民族论坛》:感谢您与我们一同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对普通民众尚且新鲜的概念。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南非物质文     

民族村寨的灾后重建与韧性治理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竹壮寨为例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村寨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的脆弱性和韧性并存。龙胜县金竹壮寨在火灾后的重建中注重整合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打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营造灾后韧性社区和韧性社会关系;尤其注重发挥传统自组织寨委制的内源治理作用,提升灾后重建效率和内生抗风险能力。内外结合的韧性治理机制是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有效应对风险灾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乡村振兴中内生动力与外在驱力共生发展的创新路径。     

“5·12”灾后重建中的羌寨奇葩——解读四川省茂县之“坪头模式”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坪头羌寨形神俱伤,然而一切似乎如古语云：祸兮福所倚。震后坪头村充分利用各项便利条件,极具革命性的创立了＂坪头模式＂,让羌寨走上一条崭新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今日坪头之美令人神往——小桥流水,鸟鸣莺啼,花木成荫;清溪灵动,白石褐墙,生态和谐;民情淳朴,羌风浓郁,历史厚重;民居独特,风俗迥异,为人敬仰……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区域性文化空间思考——以西藏林芝地区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为例

近些年,西藏林芝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采用生产性保护、表演性保护和博物馆保护三种模式,这也是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模式。然而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规模小,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其文化的存续空间不断压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极为严峻。对林芝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这三种非遗保护模式的利弊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人口较少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当跳脱以民族为单位的保护思路,代之以区域性的文化空间为单位来进行思考,使这三种模式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在文化空间的大环境当中互相促进,从而使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处在完整的活态“文化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