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文法表》的词类划分及特点

《国语文法表》是台湾中小学的教学语法,是指导台湾中小学教材语法内容编写、老师讲解语法知识以及学生测试语法知识的重要依据.文章比较了《国语文法表》和《现代汉语》(黄廖版)在词类划分中的差异,并描写了《国语文法表》的特点:较为完整地采用了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词类划分体系;文法表从使用者角度出发描写细致,便于教师操作;文法表既适用于现代国语,也适用于文言文;台湾方面注重推广文法表.     

“连”字是介词吗?

关于“连”字的词性,自从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特介提宾”这一说法以后,“连”字作介词的说法就广为流传,直至今天仍然很有影响。许多讲语法的书和文章都持这种看法。吕叔湘先生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到国语句子的分析》一文中说:“这个连字算什么词呢?除名词、代词、形容词它决不是之外,其余的都有点拉得上。”最后吕先生还是“仍然作为介词”处理的。(注)以后的语法著作大都陈陈相因,沿用此说。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国语》韦昭注联合式复音词研究

单音节词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在《国语》韦昭注中大量存在着以复音词解释《国语》原文单音词的现象。经过统计,韦昭注中的联合式复音词1272个,占韦昭注复音词总数的47.09%。通过从词义、词性、语序等方面细致研究这些复音词,并将之与先秦两汉时期、中古时期乃至现代汉语联合式复音词进行比较,得出先秦时期语义的严格限制在三国时期已被打破,语义的外延在扩展等结论。     

《国语集解》训诂札记

《国语集解》以三国韦昭注本为基础,汇集有清一代众家之长,近乎善本。然而犹有疏漏可议之处,本文就《国语集解》注释可议者十处予以辨证。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

《汉书》颜注异议举例尤炜祥《汉书·元帝纪》：＂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师古田：＂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互而为丞相也。＂按：此注部分注误。＂韦＂指韦玄成，韦贤子，韦贤相宣帝。西汉２３０年间，父子宰相只韦氏及平氏...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

《三国志集解》是《三国志》的最详细注本。其著者卢弼先生,文史兼擅,尤精地理;他不仅给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而且还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作疏,拨冗纠谬,新见迭出。该书是目前学术界对《三国志》研究最具价值的一部著作。     

《文学书官话》对大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大槻文彦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被称为日本传统国语标准语法学派的主导性人物,在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研究大多认为他的"折衷文法"主要受到西洋文典的影响.我们认为,其"折衷文法"意识起步于1877年出版的《支那文典》,这本书是1869年在山东刊行的《文学书官话》的日文译本.也就是说,大槻文彦的"折衷文法"应是起步于《文学书官话》,而后确立于1893年出版的《语法指南》,成熟于1897年出版的《广日本文典》.这对大槻之后的汉语品词理论体系和日语品词理论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文学书官话》对大槻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王恒事迹考

殷先王世系,据王国维考证,在王亥(《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篇》作胲、《帝系篇》作核,《吕氏春秋》作王冰,《天问》作该,《山海经》、《竹书纪年》及殷卜辞作王亥。观卜辞中凡祭王亥皆以亥日,知亥为本字,余皆通假字或形误)与上甲微(《国语·鲁语》作上甲微,《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主甲微,“主”为“上”之误。《史记》、《汉书》及今本《竹书纪年》径作“微”)之间当有王恒一世,古史学界都认为这是关于殷商史的一个重要发现(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近世史家     

《非〈国语〉》——柳宗元述道之作

《非〈国语〉》是柳宗元的重要著作之一.作此书是因为《国语》在中唐时期颇受知识分子重视,柳宗元希望借助对此书的评论匡扶儒家之道.在《非〈国语〉》中,柳宗元阐发了其对人的重视,继承发扬了春秋公羊家重视权变的思想,批评并力图解释《国语》中的鬼神怪异之说.这部极具批判色彩的书开创了经典解释的新范式,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长句正名——兼与施蛰存先生商榷

“长句”,这是唐代以来诗人们习用的一个名词。旧版《辞海》对它的解释如下: 长句,谓七言古诗,唐人惯称之。如李白诗“苦心不得申长句”,杜甫《简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 东李白好”是也。宋亦然,如《石林诗话》称“张侯海内长句”是也,张侯谓张潜。所引李白诗句见于《江夏赠韦南陵冰》:“……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堕烟雾。玉萧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长句”。其中“长句”一语宋刊本《李太白文集》、清康熙缪日芑刊本《李太白文集》俱作“一句”,注云“一作长”,王琦辑注本作“长句”,注云“一作一”,(《李白集校注》七四五页)究为“长句”为“一句”,尚难确定。故李白不一定是“长句”     

“的”的性质和它的结构功能

“的”是什么?我们的教学语法,即1984年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认为是结构助词;理论语法的语法理论体系认识各异,有作词尾的(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有作修饰语记号的(王力《中国语法纲要》),有作助词、结构助词的(朱德熙《语法讲义》、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有作后缀的词后为后     

中国语法学的萌芽——《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表现出的语法结构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文字”“音韵”“训诂”之外,应该再立“语法”这个部门。笔者这样主张,是因为笔者初步肯定中国古代有语法学。笔者这样肯定,是由于笔者认识到并发现了历代注释书,尤其是两汉注释书如《诗经诂训传》《诗经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孟子章句》《楚辞章句》《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中有丰富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语法分析材料,这样,笔者认为中国语法学产生于汉代。又经笔者较为仔细考察,发现《春秋公羊传》(下称《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又名“春秋笔法”)中巳表现出对语句的语法结构分析。《公羊传》的传授与成书年代已有定论,无疑早于包括西汉毛亨《诗经诂训传》在内的汉代注释书。因此,似可作     

《“二 毛”解》商榷

《西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1期刊载尹君《“二毛”解》一文,读了以后,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牵涉到怎样理解古书文意的问题,所以提出来与尹君同志商榷.《“二毛”解》的论点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按原文误作二十三年)“不禽二毛”的“二毛”,“不是就黑白两色毛说的,而是就须发两种毛讲的,侧重点在胡须”.文中,首先从“事理上”作了一番“推究”;接着引《周礼·秋官·司仪》注为论据;最后据《国语·楚语》注以“毛”为“须发”作旁证.下面就这三点来略陈鄙见.     

《诗毛传》中的句法观念

《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作者毛亨)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传注体训诂专著、毛亨在注解词语的同时,也涉及到许多语法现象,反映出西汉初年人们的语法观念。历代研究《毛传》,多从词汇方面揭示其价值,而对于蕴含其中的语法观念、语法思想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句法方面研究《毛传》,试图揭示其在语法学上的价值。     

《国语·晋语三》勘校考异

《国语》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史料文本和语料文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语料价值。同其他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一样，《国语》也面临着文本厘定的问题。对现传《国语》各个版本进行比对、梳理是确立《国语》文本的重要条件。由于《国语》成编时间较早，叠经传抄、刻印，《国语》传本、刻本之间的差异相当多。把《国语》各种版本辑合在一起进行勘校辨正，确定是非取舍，消弭《国语》各本之间的差异，就越发显得重要。文章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金李泽远堂本为底本，参校明丁跋本、许宗鲁本、童思泉本和金李本，形成韦昭解《国语·晋语三》工作条目33条。在此基础上，参稽《国语》其他版本近30种，一一比对覆校，辨明文字，诠解训诂，揭举是非，推阐前贤，案以己意。以辨明《国语》各本是非及各本关系，以利于《国语》之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

《列女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式，围绕传主的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以揭示传主品性。《国语》是《列女传》重要的取资来源。《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照录《国语》、《国语》的节略、以《国语》为基础杂糅其它文献。《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表现为: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出现，改变了《国语》女性形象的散见式分布。      

也论have+-en的归宿——与易仲良同志商榷

易仲良同志在《论have+ -en的归宿》一文中,认为现有英语动词的体貌范畴不能很好概括have+ -en这一结构形式,迄今为止所有中外语法著作都没有解决好这一形式的归宿,因而提出formula(式态)这一新的语法范畴(参见《外国语》1989年第6期)。确立一个新范畴不是一件小事,值得从事英语教学和语法研究的每一     

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古代儿歌研究之一

一儿歌,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称作童谣。《国语·晋语》载卜偃引“童谣”,韦昭注:“童,童子;徒歌曰谣。”《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引周宣王时童谣作“女童谣”,颜师古注:“女童谣,间里童女为歌谣也。”从韦昭、颜师古的注释可以看出,古代文献中的童谣,就是指男女儿童口头所唱的歌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儿歌。明杨慎对童谣的解释较为具体: 《尔雅》曰:“徒歌曰谣”。《说文》     

论郭偃

一郭偃、卜偃二名同谓考郭偃,春秋早期晋国大夫,但《左传》、《史记》、《汉书》皆无郭偃之称仅有卜偃之谓。而《国语》中二者皆有,注家皆注郭偃即卜偃,到当代,学者却提出郭偃可能是狐偃,或说即是狐偃,或说郭偃卜偃非一人。兹考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