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和人文之关系解读“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点中了我国创新人才成长的命门,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具有极深的思想文化内涵。现代科学与人文关系在中国的产生,是其产生的思想背景;科学和人文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聚散离合,则蕴育了其产生的整个过程。透过历史的表象,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角度深入思考可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待解决的问题;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实用化取向,是我国文化现代转型亟待完成的任务;而正确处理好中西方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创新与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与新观念,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对“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近代科学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没有西方文明,近代科学不可能诞生;没有东方文明,近代科学也不可能诞生。但这种融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现,却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种是必然因素,另一种是偶然因素。西方近代兼具了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因此近代科学就诞生在西方。这是西方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因为近代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首届“创新中国论坛”求答“钱学森之问”

2010年10月30日,以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为主题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拉开帷幕。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担任论坛主席。论坛围绕求答钱学森之问的主题,就创新人才培养展开深入探     

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究竟谁 是谁非？通过逻辑和历史的考察，最终确定了“难题”的真正含义，在解构了两个错误的前 提之后，它只不过是一般的问题，“李约瑟难题”就变成了“李约瑟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李约瑟难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理论思考 ,为解决李约瑟难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李约瑟难题”式的历史命运。     

元宇宙时代的科学与文学:对时代之问的回答

元宇宙这个话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幻想的色彩,它的建构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想象力,但同时又是一种带有科学成分的幻想,因为这其中并不乏科学技术的成分,也即在元宇宙的空间,一切人工制作的东西都可以由科学技术来取而代之。假如有那么一天,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完全由人工智能来代为运作,这至少也说明人类依然需要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艺术。元宇宙的幻想把我们带入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和虚拟的方式加以创造和再现,甚至文学艺术的生产也可以由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来表现。这也说明,在一个虚拟的元宇宙世界,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相对满足时,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愈益强烈。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文学艺术之于人类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食粮,文学艺术既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供人们欣赏,那么它就必然有存在的理由。在元宇宙时代,文学艺术与科学并非总是呈对立的状态,二者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交融,这具体体现在元宇宙时代的文学,尤其体现在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上,科幻小说同时使得文学艺术与科学的想象力达到了交融的境地。     

“李约瑟难题”的多维思考——重申文明与科学的分析框架

虽有外国学者持有异议,然从文明与科学的关系解答“李约瑟难题”仍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中华文明“独立而又连绵发展”的特性,促使我国的传统科技逐渐地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也正是这一特性又使得中国科技于近代落伍。中华文明晚期来自思想文化、社会、自身三个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的一种哲学思考——兼论成中英的科学转化观

对"李约瑟难题"的真正解答,必须将古代中国科学的发展进程纳入民族思想传统中进行审视,不仅揭示促进或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因素,更探讨德性思想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德性传统上接引现代科学的问题。成中英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早期中国自然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与多种自然现象的解释理论有重要关系,而近代中国科学滞后的哲学原因则在于儒道思想的内省性。为促进现代科学在中国良性发展,成中英进一步提出"科学转化观",通过确认道德与科学在儒学中的本体地位,指明从道德到科学的转化途径。     

鲁迅杂文人物形象谱系研究小史—“秋白之问”的持续求解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高度肯定并深入阐明了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不愧为鲁迅杂文研究的奠基之作。论到鲁迅杂文“艺术的形式”,秋白认为杂文所批评的人物乃至所描写的动物均可视为“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和“普通名词”,但他又认为杂文未能从容熔铸“具体的形象和典型”,因此还“不能够代替创作”。这种包含矛盾的阐述不啻为杂文研究提出了根本性的“秋白之问”。“鲁研界”迄今为止的研究历史表明,必须对鲁迅杂文所“描写”的“人物形象”进行全面而具体的梳理,揭示那些看似零散杂乱的“人物形象”的内在谱系,这样才能在理论上真正肯定鲁迅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也才能真正有力地解答九十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秋白之问”。     

关于“李约瑟难题”引发的几点思考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出 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否定李约瑟难题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中国古代既有科学又有技术 。中国传统科学虽有其弱点，但不能以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和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评判，而应当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观点。     

“李约瑟难题”的诺斯解释：一个基于产权的分析框架

“李约瑟难题”作为科学史界的著名难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通过对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进行分析,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有效产权结构的建立和实施。由于近代中西方产权形成过程的差异,产权保护观念和机制的不同,使产权不清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有效产权结构下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距。诺斯的产权分析框架给我们解释“李约瑟难题”即近代西方兴起近代中国衰落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大师难产之问”的两点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热烈讨论。钱老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可以将其概括为＂大师难产之问＂。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钱老一人在关注,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应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     

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

自然界的事物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区别事物 ,找寻这一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规定性 ;中国科学的重要特色是求同 ,探寻自然事物共同具有的气阴阳规律。以察异为特点的科学是累积性的 ,并且是按指数规律发展的 ;以察同为特色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察同和察异都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某种努力 ,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探索自然界的规律 ,共同深化了对自然的认识     

逻辑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

逻辑经验主义虽以激进的反形而上学著称,然而,不仅逻辑经验主义清除形而上学的方法预设了逻辑原子论的形而上学,而且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实质上也不得不奠基于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对逻辑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基础的反思表明,科学哲学若刻意回避形而上学问题,难免陷入唯我论等悖谬的形而上学立场。若能合理吸收修正的形而上学所蕴含的创造精神和实践理性,科学哲学必将更为有力地推动科学与人文的共同发展。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朱熹解《孟子》“桃应问”章发微

朱熹《孟子》"桃应问"章解释围绕着"本于天理、验于人心"这一原则,主要从圣贤之心与圣贤之权两个方面论述了圣贤处事之道,与司马光、欧阳修、杨时、张栻等思想家的解释相比,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既讲天理又论人心,重在探究律法、政治的价值来源和内在基础;其二,反对一味求权、任意行权,重视"人情""人心"对天理与律法的证成,强调人、理、法的互动融合;其三,既论圣人之心又论天命人心,将二者置于一种互相制约又互动融合的关系中,为君主为政设定了法则;其四,圣人之心、天命人心与圣人之权统合于一理即五伦正理,并因人、因时各有表现形式,贯穿着"理一分殊"的理念。朱熹此章阐释涉及到"公共之理"在政治社会中的表达,可为深入解读朱熹的公私观提供启发。     

“钱学森问题”与中国教育

2009年10月31日，大师钱学森带着他无法释怀的遗憾溘然长逝了。这位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巨人，将他一辈子的聪明才智都奉献给了祖国，可是，直到他闭上双眼，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祖国有一所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大学。     

16、17世纪中国社会与科学价值观论析--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之一

“李约瑟难题”即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世界几千年 ,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问题。从 1 7、 1 8世纪中国社会与科学价值观关系来诠释“李约瑟难题”十分重要。我们看到“西学派”的价值观是积极地从科学自身出发 ,学习“泰西之学” ,而“会通派”则从“西学中源”来对待“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