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道、咸、同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瓦解之考析

道、成、同时期是各殖民势力对中国属国进行染指的重要时期.随着暹罗、苏禄、缅甸、琉球等属国日渐被各殖民势力所染指,清朝旧有的属国体系渐渐丧失.几乎与此同时,清朝本土也开始遭受着各殖民势力的侵犯.这一危机不仅导致了"天朝"独尊的法理基础在西方、日本面前基本丧失,而且也导致了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开始瓦解.此后,晚清时期清延借近代条约体制对中越、中朝等宗藩关系的强化,则只能说是在有限的属国范围内对这一传统体制的一种补救和改造.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浅析黄节诗教观的内蕴

"温柔敦厚诗之教,经天大义谁能拗",近代岭南诗人黄节感于"四夷交侵,中国危矣"的现状,坚持以诗来正人心,立国体,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从而形成其诗教观独特的文化内蕴.     

“天皇机关说”论争与西田哲学国家观——兼论近代日本国家理论的特征

"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是近代日本为了解决具有浓厚封建性、宗教性的天皇制政权与近代以民主主义、自由平等为标榜的国家主权理念之间的矛盾出现的两种理论倾向。尽管双方在主权所在等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对国家人格、国体特别是日本国体精华等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在这两种学说的激烈论争中酝酿产生的西田哲学国家观试图以"矛盾的自己同一"的辩证法和"历史的世界的自己形成"原理消弭天皇与国家在法理上的概念区分。从"天皇机关说"论争双方和西田哲学国家观的理论解构入手,可以总结出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具有的共性特征。     

论晚清新政治机构的创设

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前，清政府新政治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已被打破：戊戌变法时期增设的新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及法规，对封建传统势力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清末官制改革中设置的新机构，使清王朝的国体与政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可以看作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     

论近代中国国家主权的缺失

中华民国的创立实现了传统皇朝体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但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中,从北洋军阀的专权到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其国家主权却长期处于缺失状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晚清旧条约的继承和民国新条约的签订;二是中央政府对国家仅是形式上的统一.     

"示以诚信,一视同仁"--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思想探析

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从事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示以诚信,一视同仁"是耆英对外交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他把儒家的"诚信观"运用于对外交涉,其基本效用是适应了妥协的需要;把本源于传统的天朝夷夏观的"一视同仁"思想,视为制夷良方,其结果恰恰适应了列强一体均沾的政策,使得国体不存,国权不保.     

早期驻外使节与晚清侨务政策

互派常驻使节本是近代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现象。但是 ,1876年以前 (尤其是鸦片战争前 ) ,清政府在中外关系上奉行所谓天朝体制 ,这与建立在近代国际观念基础上的互派常驻使节制度格格不入。19世纪中叶以后 ,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下 ,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已日趋瓦解 ,清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历经艰难曲折 ,伴随着屈辱和痛苦 ,到 19世纪 70年代中叶 ,中外关系终于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1877年 1月 ,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 ,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

外交系国家间的交涉,只能由一国的中央政府掌控。但晚清外交长期存在着二元化的征象,即中央与地方外交的并存。鸦片战争发生后,西人不以交往仅仅局限在商贸领域为满足,要求提升与中国政府的全面外交往来,广州外交体制确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居重地位,北洋大臣的作用愈益趋于主轴。届庚子年,东南又成地方外交的重镇。但伴随近代国家外交理念的萌发,对外事务的趋重,交通通讯的进步,中央外交不仅有了国际法理和国家主权认可的必要性,也有了技术保障的可行性,地方外交式微。地方外交是传统时代向近代时段过渡的产物,反映了从东方朝贡关系——中西贸易关系——国家条约关系的变迁,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洋务"——"外务"的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口岸通商体制——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

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李卓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它利用了日本人在传统家族制度下养成的唯命是从的精神，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党的一大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历史再一次向世人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途问题。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梁启超、刘掞藜、柳诒徵、李泽刚等。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的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学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学家的"史德",可以说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之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逐渐被纳入近代国家秩序中.清朝统治者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变局,并努力地在传统王朝国家的基础上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显然,这种主观上的消极性决定了清朝改造国家观的命运.与此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亦参与到这种大讨论中,对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筑提出了各自的理念.在民族国家构建理念的基础上创设一种新的框架,考量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心理,以及此间列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进而探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之变迁,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试论清前期东北边防观念的变迁——以黑龙江将军驻地南移为例

清朝前期在东北的边防观念上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近代发展后又回归传统的过程,这一过程在黑龙江将军驻地迁移上显示突出。黑龙江将军设立后,将军衙门的驻地曾经三次迁移,瑷珲旧城、瑷珲新城、墨尔根城、齐齐哈尔城先后成为黑龙江将军驻地。每一次驻地的迁移,都体现着清朝边防观念与战略上的改变,本文对四处地点的选定及其实际情况做了具体分析,探讨每次迁移伴随着边防观念的变迁及其得失。     

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

有清一代,伴随着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满族统治者对"中国"认同的加强,东北地方在清朝的疆域构造中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内部、外部两个层面侵蚀着中国传统国家认同,传统国家认同趋于瓦解。为达到统合东北边疆、重建民众国家认同的目的,清王朝采取了变革东北地方政制的办法,其中包括变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变革财政、教育体系等内容。综合来看,东北政制变革是清朝重新建构或修补自己的以民族为界的多元型帝国构造、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重要举措,是清朝再次界定旗人与民人的关系、抛弃以往让各族群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彻底放弃"满洲"民族政权性质的标志,最能够体现清王朝再建国家认同、强化疆域统合的意图。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清代州县治理思想的逻辑建构

清朝继承儒家治国传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构建起了国家层面的"正统性",州县官员以孔孟之道为依托对民众进行"正统性"教化。通过传承"礼"文化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大一统"观的构建,通过弘扬传统民本思想构建起了州县层面的"大一统"观。通过对"孝"文化的持久追求,培养起个人、家庭、国家价值观的一致性,构建起"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清代州县治理思想是儒家伦理秩序与治国理念的结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