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前半叶，唐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规范形成、定型的时期，邵祖平的《唐诗通论》、苏雪林的《唐诗概论》、闻一多的《唐诗杂论》等综论性著作已经摆脱了宁明以来点评、鉴赏式的旧思路，开创了对唐代文学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和加深唐代诗歌“史”的研究的新局面，同时，闻一多、岑仲勉、陈寅恪等人的作家作品考证工作也为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初直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比较大，前进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林庚、马茂元、陈贻Xin等学者仍能从文学、诗学的内在特质出发，对唐代文学进行纵深研究，其中林庚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说传神地揭示了盛唐诗歌的神髓，影响深远；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最后20年，是唐代文学研究复兴和再次繁荣的阶段。人们在认识和反省前30年所走的一些学术弯路之后，开始重建学术规范，其中陈贻Xin、傅璇琮的作家研究，袁行霈、罗宗强的理论分析，葛晓音、赵昌平的诗学探讨，吴汝煜、陈尚君的资料考证尤具学术个性，富有典范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萌芽问题研究述略

20世纪，关于中国文学批评萌芽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对中国文学批评之萌芽都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有《易经》说、《诗经》说、春秋战国说、两汉说等。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判断标准的不同、意识形态以及研究方法之影响：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娜娜》和《日出》

《娜娜》是１９世纪法国文坛巨匠左拉的名篇；《日出》是２０世纪中国戏剧大师曹禺的佳作。虽然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代，但是，它们所展现的社会历史画面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运用比较的方法，论述了两部作品所反映的真实而相似的社会生活，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悲惨而相似的命运，揭示了两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而相似的象征意义。     

《孔雀东南飞》疑难语段校读之我见

《孔雀东南飞》疑难语段校读之我见解光穆一、问题的提出《孔雀东南飞》这首“古今第一长诗”①，自收录于徐陵的《玉台新咏》后，就以其深刻思想和完美艺术形式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同时众多的古今学者也对其进行了不少探讨研究。然迄今为止，诗中的一些问题还未完全...     

鲁迅与巴金“狂人日记”之比较

巴金的《我的噩梦》足继鲁迅的《征人日记》对20世纪初封建礼教吃人现象的揭露和鞭挞后，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对文革中吃人者的强烈控诉，是另类的“狂人日记”。不同社会下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不同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吃人现象的揭露上，有着共同的批判意识和强烈改造吃人社会的目的。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

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引介到中国,此后不断被翻译、研究。这些都是该部作品在海外传播的重要方面。《今昔物语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显示出不同的特色。中国人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阅读和阐释这部作品,丰富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使其更具世界性。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论《复活》创作中的新伪古典主义美学倾向—兼论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亲缘关系

《复活》虽一向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但与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相比，却出现了新的关学特征，即新伪古典主义创作倾向。出现这种倾向一方面与托尔斯泰面对20世纪现实主义危机来临时所采取应对措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美学取向趋于保守有联系。     

从《孔雀东南飞》的文化特征看其产生时代

《孔雀东南飞》被清代诗学家沈德潜誉为“古今第一首长诗”。 2 0世纪的学者对《孔雀东南飞》的产生年代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或主汉末 ,或主六朝。但他们多从诗歌本身的语言和名物入手进行考辨 ,结论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为《孔雀东南飞》这样的乐府诗歌在流传过程中语言、诗韵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 ,而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文化气息和人物所处的文化氛围却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从诗歌中我们能体会到汉代察举制度、儒学和礼教等汉代特有的文化对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因此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典型的产生于汉末建安时期的乐府诗。     

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

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汉代民间就已广为流传,其后渐为文人所关注,见诸由晋至清的诸多古籍记载当中.本文采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纵向比较该故事在流变过程中产生的歧异,注意到宋代之后文人受时代思潮影响,记叙韩凭夫妇故事逐渐脱离了此前歌颂忠贞爱情的主题,更侧重于突出韩凭妻的节烈和文才,表现出不同于民间文学的文人旨趣.     

论欧·亨利的创作风格——以《警察与赞美诗》为例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享利的代表性作品,是其总体创作风格的重要体现。在这部短篇小说中,作者以其幽默、讽刺的喜剧性创作手法揭示出丧失人性的荒诞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精神痛苦这一悲剧性主题。     

从《离魂记》到《倩女离魂》恋爱观的变迁

唐传奇《离魂记》是关于王宙与倩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在元代被杂剧作家郑光祖改编成喜剧《倩女离魂》。两部作品除男女主人公的姓名以及一些具体情节上有所变化之外,大体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同一系统的爱情故事。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两部作品时就会发现,两个作家在两     

纯情背后的世俗心理——谈《十八春》爱情悲剧的深层文化意蕴

<十八春>演绎了一个美好而凄婉的爱情故事,这在张爱玲的笔下是少见的,故事也体现了青年张爱玲的爱情理想.但是,透过这至真至纯的爱情,可以看到隐匿在男女主人公心中来自"身世"的不安,这俗世情怀是这幕爱情悲剧的内在动因,也揭示了爱情悲剧的根源,那就是男权意识的压迫.从这个主题可以看出,被看作张爱玲"转型"之作的<十八春>,实际上是和作家以往的创作相传承的.     

《红字》中的爱情与希望主题

针对诸多评论家对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传统的模式性评论,从一个全新的评论视角,挖掘了《红字》中的爱情与希望主题,从而得出结论,《红字》反映的不仅仅是罪孽的代价以及来自上帝的惩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爱情,对和谐的两性关系所充满的希望与寄托。     

论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主题

郭沫若曾就其历史剧<孔雀胆>的主题提出过三次看法,这三次看法实质上都是为了突出"民族团结"的主题.郭沫若是把段功和阿盖的爱情放到民族团结的背景中来描写的,是放在民族矛盾的冲突中来展现的,爱情矛盾中贯穿了民族矛盾.段功和阿盖的爱情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写段功和阿盖的爱情是"表",表现民族团结这一主题是"里".郭沫若是借爱情矛盾揭示民族矛盾,从而表现民族团结的主题.     

《牡丹亭》主题意蕴再探

在主题意蕴上,《牡丹亭》在以言情为主的爱情故事中,高度赞扬杜柳爱情具有个性解放精神的以情抗理追求。同时,在《牡丹亭》以政治为副的抗金故事中,又深刻批判了杜宝等思想僵化、御侮无策的正统理学之士。因此,对封建正统理学之士与正统理学之教的共同批判,方是《牡丹亭》主题意蕴的深刻性所在。     

《孔雀东南飞》人物的对称性分析

《孔雀东南飞》中焦刘两个家庭的人物存在着对称性分布特点。焦刘两家在父权社会家庭绝对权威缺席的情况下,权力的中心却大相径庭。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独尊儒术"的汉代,焦家的行为是与封建礼教相悖的,而刘家则堪称是封建礼教下的模范家庭。同时,两个家庭人物的对称性背后,是诗作维护封建礼教的主旨。     

意象·韵律·结构与主题

诗歌是“带有音乐性的思想”,1 7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克鲁的“歌 :‘别再问我……’”,以细致的遣词创造出一系列生动的意象 ,以富有乐感的节奏韵律和协调一致的结构从整体上烘托和加强主题的表现 ,展现出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咏叹调。     

如影随形生与死——论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

《伊豆舞女》是日本现代大文豪川端康成的成名之作，作品一经出世便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堪称经典佳作。然而，《伊豆舞女》并不仅仅是一篇浪漫纯情的爱情故事，在故事的进展中，还能够看到与青春浪漫气息不相宜的场面。作者通过这些场面欲向读者们传达怎样的信息呢？其实，《伊豆舞女》就是一幅人生画卷，展开来看，生老病死就是人生的常态，因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生死淡然处之，这就是最为寻常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