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

整个秦汉时期,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认识,于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部分民族进行治理、设置政区,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则是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

一葡萄是从西域引种内地的。时间过去多认为是汉通西域之后。《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司马迁认为葡萄是汉使从大宛带来的,必在汉通西域之后。但具体时间,《史记》没有言明。《汉书》所载更为清楚。《西域传·大宛》:“(大宛)俗耆酒,马耆目蓿。……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蓿离馆     

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

汉武帝时两次征伐大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武帝好宛马和"欲侯宠姬李氏",都不过是派李广利出兵西域的诱发因素,实现"图制匈奴"和"灭胡"的边疆战略才是此次出征大宛的根本原因.征伐大宛的决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匈奴势力西移,汉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努力均告失败的形势下,进兵西域就成为"图制匈奴"的必然选择.     

西汉与西域各国之间质子关系述略

自汉与西域交通以来,西域很多国家都曾向汉遣派侍子,与汉建立了臣属关系。汉与西域各国的质子关系非常复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质子＂两属＂现象,也有汉与匈奴为了在各国培植自己的亲信,进而达到控制西域的目的而展开的争质、立质活动;到了匈奴降汉,退出对西域的争夺后,才出现了各国质子潜心事汉的局面。西域质子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     

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西域战争中汉王朝与匈奴双方都使用"诅军"巫术,是军事史记录中罕见的情形.透视其文化内质,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讨论汉匈西域"诅军"史例,不仅涉及汉王朝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军事行政方式,也有益于深化对当时数术文化的理解.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

西汉玉门关设置于汉武帝元封三年，最初的位置在汉酒泉郡西部、敦煌郡的东部；汉武帝太初三年至四年间，为了征伐大宛战争的需要，由玉门关军正任文迁徙到敦煌西部，大约在西汉阳关的位置；汉武帝后元年间迁徙到敦煌郡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地方，而原来玉门关所在的关隘改名为阳关。从此以后玉门关成为一个军事关口，凡是汉朝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而西域诸国使节进入西汉必须经过阳关，阳关成为一个通使为主的关隘。     

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嬗变考察 ——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史记·大宛列传》史学与文学交融,《汉书·西域传》文学性减弱,《大唐西域记》内部语体功能再分配、科学性增强的三个发展阶段,总结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的嬗变过程。     

司马迁与西域文史的构建

（一）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哪怕是中央政权控制的地方邦国,如周代及其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文史典籍,因此孔子得见百二十国《宝书》,墨子得见百国《春秋》。西域的情形则不同,这里虽建立过数以十计的古代邦国,它们自己却没有写出例如《于阂史》、《乌孙史》等史书来,其文史典籍的构建,首创于汉文史册,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占据着创始地位。考察西域典籍,须首先分清广义西域与狭义西域。其狭义者大抵指当今我国新疆全境,其广义者则包括中亚、西亚乃至非洲、欧洲之一部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等。广义西域诸国,大多有自己的典籍…     

吐火罗人与龙部落

公元前176年匈奴在蒙古草原突然崛起，击败昔日西域霸主大月氏人，迫使其西迁中亚。①为了寻找共讨匈奴的一个同盟军，汉武帝派使者张赛出访大月氏国。当这位汉使历尽艰辛终于在中亚大夏找到大月氏国时，月氏王已在中亚安居乐业，不愿回东方与匈奴搏战。张着此行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从中亚带回了许多前人所未知的西域地理和历史知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即取材于张骛的西域见闻录。张春关于大月氏早期历史的介绍对本题非常重要。据司马迁的记录，择要摘录于下：始月民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宛（今哈萨克斯坦南…     

轮台诏与武帝的西域经营

伴随汉匈战争及汉王朝西北拓境,"单于益西北"。为防止匈奴"兼从西国",武帝坚持用兵西域。伐宛之后,武帝不仅在仑头屯田,而且初步建立起"酒泉都尉—使者、校尉屯田—使者"的西域经营体系。征和四年,李广利败降匈奴,臣服车师后的西域经营是否继续,引发争论。武帝下轮台诏,详陈得失,实行了政策转向。昭帝时,霍光仍行西域收缩战略,巩固边塞后屯田伊循,加强对西域门户的控御。宣帝亲政,多"修武帝故事",郑吉屯田渠犁,数争车师,武帝西域战略开始恢复。以日逐王降汉为契机,郑吉以轮台、渠犁为中心立西域都护,并屯田车师,后者至元帝设戊己校尉,经营更趋巩固。西汉后期,汉廷重向西域进取,终使城郭诸国内属。这些背后,体现对武帝战略的继承,包含对轮台诏得失分析的参考。班固将西域经营的成功,视作"昭、宣承业"。     

北胥鞬考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西北边陲,自古即是伟大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从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中写下《大宛列传》之后,历代正史都有《西域》的专传,记载新疆境内及其周围的历史事件、地理沿革及风土人情。但因新疆远离中原,相隔千山万水,尤其是百里流沙,千里     

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

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余太山（一）《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咱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劳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助，为北道；北道西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应该是西汉...     

“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

“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朝廷建立西域都护府，对天山南北以及附近广大地区进行军政管辖。从此，西域纳人汉朝版图，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在中国史上是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今就西域都护府建立的背景、职权以及历史地位作一述论，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虽始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其实在此之前，早有诸多因素，为其实现准备了条件。首先是西域早在先秦时，就与内地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正是这一联系的必然结果。根据考古发掘，早在新石…     

“戊地”小考

新版《辞源》第1183页有“戊地”条。该条的阐释文字是;“古西域地名。唐时昭武九姓之一。见《新唐书》221《西域传下》《康》。《大唐西域记》一作‘伐地’。”那么,“戊”“伐”之间,哪个为确?抑或二者都对呢?我们推究的结果是,通行本《大唐西域记》的这个“伐地”,仍是“戊地”之误。研究者不难发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与《大唐西域记》有着重要的因缘关系。《隋书》《康国传》以及《旧唐书》《康国传》均无“戊地”这一名称,而《旧唐书·经籍志》不曾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有《大唐西域记》。这说明刘昫等人莫能见到而宋祁等人则见到《西域记》。同时,我们看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的内容,要比《旧唐书·西戎传·康国》多出好几倍。进而我们又从这里清楚地看出《新唐书·康》取材于《大唐西域记》的印迹来。例如《西域记》卷一所记飒秣建国(康)、捕喝(安)、劫布呾那(曹)、赭时(石)、弭秣贺(米)、屈霜你迦(何)等国名,在《新唐书·唐》中竟是一字不差的出现;此外还有一些     

书大汉雄风写西域新篇——"两汉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概述

两汉是新疆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汉开通西域,意义重大,从此新疆开始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两汉时期也是有文献确切记载的新疆历史的开端.所以,两汉时期的新疆历史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郑吉“数出西域”考论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分析,推论认为：《汉书·郑吉传》所载郑吉“数出西域”,很可能是指他曾参加过太初元年（前101年）击大宛、元凤四年（前77年）刺杀楼兰王、本始二年（前72年）护乌孙击匈奴等事件。     

新见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汉史写本考释

本文考察了新发现的旅顺博物馆藏三件"汉史"残片,一件为《汉纪》唐写本,可正今本、明本《汉纪》之讹。另两件定名"汉史残片",其中一件可能为《汉纪》唐写本,另一件可能为范晔《后汉书》写本。同时,本文探讨了"汉史"S在敦煌、西域地区流传状况的区别,认为其与两地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总体而言,新发现旅博藏"汉史"残片进一步反映了晋唐时期"汉史"在西域的流传状况,学术价值不容小觑。     

2023年度西域史研究述评

<正>2023年,我国西域史领域全年公开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70余部,现从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文化史、考古四个方面择其要者评述如下。政治史自汉代起经营治理西域是王朝、政权的大事,本年度西域政治史研究高度集中于此。汉代 王炳华先生认为西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政治角力是一场大博弈,它在中华民族生成、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¹郑炳林、陈晶晶、司豪强也考察了汉匈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     

《易经》与《史记·大宛列传》

《易经》在古代曾被用来指导过军事斗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然而,它在一定时代里被运用的具体形态,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对汉武帝年间,《易经》运用在军事上的形态作一介绍,以供有兴趣者参考。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汉王朝对远在西域的大宛发动了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为了获得大宛的汗血骏马,于是对大宛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特点是:战争的进程是根据《易经》中,“师”卦的卦辞和卜辞的程序预定的。现据《史记·大宛列传》,将这个程序注释如下:师。贞丈人吉。无咎。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夫人之兄李广利做讨伐大宛的主将贰师将军。我认为卦辞中的“丈人”当指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王充《论衡·气寿》载“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这是汉代女子可称丈人之证。李夫人的兄长荣任将军,率领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征,何等显耀。当然李夫人这个“丈人吉。无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