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论我国职务犯罪诱惑侦查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对职务犯罪侦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主体、证据的可采性、诱惑侦查的内部批准程序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同时,应当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采用诱惑侦查方式侦办职务犯罪的正当程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规范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运行,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及实践保障

诱惑侦查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诱惑侦查的定义和使用范围出发,对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现实中诱惑侦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践保障措施.     

诱惑侦查的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主要是针对隐蔽性无被害人的案件。它的合法性已为许多国家认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得以运用。但是我国立法却没有明确规定,使得诱惑侦查的行使没有明确的立法支持。虽然诱惑侦查对打击犯罪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规制,容易对公民权造成损害。因此,笔者认为诱惑侦查的行使应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侦查权的程序方面加以控制,将其纳入合法的轨道。     

诱惑侦查的理论分析及程序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但诱惑侦查在侦查实践中却被广泛地运用于侦破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如走私、贩毒、贩卖假币等。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诱惑侦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界限

诱惑侦查是一种可能影响个人隐私、个人自由的侦查方法,其正当性存在争论。一般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应对复杂社会形势,可以允许法律严格控制下的诱惑侦查,特别是在无被害人的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界限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对立。应该借鉴国外的理论成果,确立折中的诱惑侦查合法性界限。     

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新近发展及启示

诱惑侦查在实际运行中呈现欺骗性、主动性、诱导性三大特征,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诱惑侦查手段却蕴涵着风险性,运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二是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三是存在警察滥权的可能性。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发展,要求在采取诱惑侦查之前应具有合理嫌疑,对被告心理状态和政府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更加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圈套抗辩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由于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尚未明确规定,借鉴美国诱惑侦查法理,应坚持合理嫌疑原则、审查监督原则、适度诱导原则、综合审查原则。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论刑事司法中的秘密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措施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但我国立法对与公民权利保护关系重大的秘密侦查措施不作任何规定 ,导致大量“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等背离程序法制要求的违法现象的产生 ,这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秘密侦查措施的存在和被限制集中体现了自由和安全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平衡。克服我国秘密侦查措施因其神秘化倾向而造成的消极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其进行“法制化”改革     

日本诱惑侦查制度的嬗变与理论发展

在日本,根据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划分,诱惑侦查属于任意侦查,不受“侦查法定原则”的制约,但应当符合必要性、紧迫性、适当性的要求;立法对诱惑侦查没有系统的规定,仅有个别法规有所涉及,法院判例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也有不同的解读;在理论上,对诱惑侦查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其标准是什么等实质性问题,形成了“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     

试论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

依据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方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逆向性"侦查和"顺向性"侦查。传统的侦查属于"逆向性侦查",即从结果回溯到原因的侦查。但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活动,侦查机关开始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侦查方法,而这些特殊的方法实现了对案件事实认识传统的变革,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再是逆向的了,而是顺向的,从原因到结果,犯罪过程与侦查过程(或查明过程)大致同步。诱惑侦查就属于后一种侦查类型,它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与传统存在差异,本文就是对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即诱惑侦查的认知论和价值论原理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诱惑侦查的理论体系和未来的立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侦查程序价值的冲突与平衡--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国家侦查机关往往需要用强制性措施对公民个人自由加以限制,国家安全价值的实现与公民个人自由价值权利的冲突时有发生。要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必须通过合理的程序设置谋求对国家侦查权的制约,建立科学、合理的刑事侦查程序。     

关于诱惑侦查理论问题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面对贩毒、走私等极具隐蔽性且无被害人的犯罪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但理论界对其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提出了我国对诱惑侦查立法的建议。     

论监听作为取证手段的法律问题

监听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监听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对监听不加任何限制的采用又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大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我国虽然在侦查实践中对监听措施经常采用,但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在证据效力上对其正确定位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侦查措施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实现刑事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我国现有的技术侦查立法及其制度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这是技术侦查在实践运作中弊端丛生的根源所在,我国应加快对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将其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毒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毒品犯罪中存在的问题颇多。本文主要针对毒品犯罪中的四个问题:非法持有毒品罪,毒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以及毒品犯罪的诱惑侦查,提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完善,使其更好、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加以论述。     

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犯罪的方式和种类日益增多,犯罪技巧及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能力也日益增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作为一种特殊执法手段便应运而生,且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但由于诱惑性执法手段的滥用或禾适当使用,易导致本无违法意图或倾向的公民犯法。因此,对于“诱惑取证”应从程序上进行严格控制,对其适用主体、适用范围等都作出严格的限制。“诱惑取证”一旦被滥用,即构成“钓鱼执法”,此即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检察引导侦查的价值评价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检察引导侦查的举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纷争。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反映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制度的迫切要求。建议将"检察引导侦查"改为"检察监督侦查",同时要从对象、时间、方式上限制侦查监督,包括监督侦查的对象的特定性,即仅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阶段性,即必须在破案后固定证据阶段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单方性,即不得召开联席会议。     

转型的微视角:审判中心与非法证据排除

"侦查中心主义的自然惯性"与"非法证据排除的现实遇冷"是当前刑事诉讼程序所面临的两大困局,二者交互影响进而产生一种难解难分的局面.作为两类困局共同成因的从侦查视角加以解读的认知犯罪之目标,使两者间出现了同源交叉,错案的频发继而又引发对当前困局加以破解的急切期望.而对认知犯罪这一目标加以理性解读后发现,无论是审判中心诉讼格局的形成,还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作,作为两项层级明晰且能相互促进的制度架构完全能够通过提升认知准确性的方式来降低错案率,转型的号角也将由此而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