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德法兼治与治国安邦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　体现了人类文化选择的根本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是唯物辩证法在治国领域中的出色运用，也是人类历史上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方略　，必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 ,是对治国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也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治化经验 ,是古人对社会治理和人伦教化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当然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对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批判继承 ,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 ,并在新时期的治国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治国方略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无论是儒家倡导的"德治",还是法家提出的"法治",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方略或手段,归根到底是封建帝王的一人之治。我国现行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在法制的范围内施行的,社会主义法制所强调的是社会公正精神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法制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时而德治、法治独行 ,时而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 ,至春秋战国时期 ,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 ,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由于儒家的“德治”主张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未被诸侯采用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尤其是秦王朝的欢迎。然因秦王朝独任“法治” ,结果却二世而亡。故汉武帝以后 ,“德法并举”便成为历代治国方略的主流。     

一个新的治国方略--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强调法治忽视德治和强调德治忽视法治一样都是片面的。二者结合起来 ,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形成了我党一个新的治国方略。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贯彻好这一治国方略 ,关键在于从严治党 ,从严治政     

试论选择德治与法治并重治国方略的必然性

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方略的必然性,认为: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根源;是对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实施这一战略,必将全面推动我国民主与法治进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新方略

法治与德治 ,两者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把国家治理好 ,既要以具有权威的和强制性的法制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 ,又要以具有威化力和劝导的手段来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强调法治与德治并重 ,重视道德建设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政治 ,都需要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新方略。要真正发挥党政干部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要广泛发动群众制订和执行各种道德规范 ,要在立法和执法中加强道德建设     

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本文对汉武帝刘彻的政绩进行了评析,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阐释。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刘彻在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制、开拓中华疆域、沟通中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统一和经济理财等方面均卓有成就,是中华民族史卷中值得圈点的历史人物。     

论新世纪的治国方略——浅议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特别需要强调德治与法治的紧密结合。这是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重要保证。因此 ,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依靠法律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运行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作用 ,把市场运行纳入规范和法制的轨道 ,保证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同时 ,思想道德建设对市场经济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要提倡以德治国 ,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论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

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借鉴和吸收了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的有益成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论我国历史上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

公民道德建设要靠法律 ,守法是公民基本规范。通过分析“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及其理论和实践依据 ,指出以“法治—守法”为依托的公民道德建设不仅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模式而且获得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公民自由守法精神、利导式激励机制等丰富内涵。“法治—守法”与公民道德建设 ,殊途同归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

法治与德治是治国的重要手段 ,它们各有优缺点。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以及目前我国的国情 ,我们应该继承德治传统的合理内核 ,同时吸收法治的合理因素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