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李荣融央企负责人三年不加薪8月10日,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已经初步规范了央企的薪酬管理。李荣融透露,央企负责人包括正职副职,共约1500多人,总薪酬每年增长约4500万元。李荣融称,在国资委建立之前,企业自定薪酬,"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2002年,中石化的主要负责人年薪只有9万元,而三九集团原董事长赵新先的年收入达115万元。国资委成立之后,开始把所监管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纳入规范轨道,与业绩挂钩。2004年～2006年是央企负责人第一个经营业绩考核任期,2007年～2009年为第二个经营业绩任期。第二个经营业绩考核任期内,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基薪部分保持不变,三年不加薪。国资委在规范中央企业领导人年薪收入的同时,正逐步规范职务消费和兼职收入,即"开前门、关后门、清旁门"。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政府公平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双重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行。现有文献对薪酬管制政策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且使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少,更少有文献将公平与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在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政府效用源于国企营利、公共服务、薪酬分配的公平性,高管效用源于两种努力及政府的两种激励。模型显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将缩小高管与公众、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降低企业效率。薪酬差距的缩小将提高政府效用,而企业效率的下滑将降低政府效用。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企高管限薪的效果进行验证,发现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两类收入差距及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国企高管的绝对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意味着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解决政府效用与企业绩效的矛盾,成为国企薪酬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新政新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提低控高”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报告中直指,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陕。除企业高管与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专家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高管决定薪酬机制而缺少监督,部分行业依靠垄断、资源配置优势等导致其薪酬增长过陕。     

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最优水平实证研究

为指导企业的薪酬委员会设计薪酬激励机制,为政府宏观调控居民收入、深化国企改革提供参考依据,需要客观、科学地检验我国企业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并探寻最优的薪酬数量水平。通过对企业三种薪酬激励方案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在现阶段,在实施利润分享制的企业,高管人员年收入为8~16万元最为合适;在实施年薪制的企业,高管人员的平均年薪为同期职工工资的10~20倍最为合适;在实施股权分享制的企业,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就越佳。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环境角度对完善我国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选取2006-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证实了锦标赛理论在我国独特制度背景下的存在性。政府监督部门以及董事会可以根据此得出的结论制定切实可行的薪酬方案,合理确定公司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以确保企业绩效得以提升。     

货币薪酬结构与在职消费——替代还是互补

经理人显性的货币薪酬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不考虑权益性薪酬，经理人的年薪一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超额薪酬构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拥有不同的效用。基本薪酬是无风险薪酬，与经理人劳动成果无关，提供安全的功能；绩效薪酬是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属于风险薪酬；经理人的自利本能和委托人的有限监管能力形成了超额薪酬，是需要被限制的薪酬。在职消费是指经理人工作中的消费。文章区分经理人薪酬的内在结构，研究其与隐性薪酬在职消费的关系。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采用全样本和小样本两套数据进行检验。全样本数据利用断点回归的思想。假设略微盈利和亏损的公司经理人才能相同，略微盈利公司经理人获得绩效奖金，而略微亏损公司经理人只收获基本薪酬。文章选取ROA亏损和盈利2%以下的样本按照行业、年份和资产规模进行配对，略微亏损样本中高管薪酬低于与之相配对的盈利样本中高管薪酬的薪酬数据，作为高管基本薪酬的代理变量。同时使用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指标，作为绩效薪酬的代理变量。薪酬前三高管的薪酬总额对相应公司特征进行回归后的残差，作为超额薪酬的代理变量。另外，根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手工收集基本薪酬、绩效/基本薪酬比例以及超额薪酬三个薪酬结构数据，形成150个的小研究样本。通过两套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基本薪酬越低，绩效薪酬比重也越小；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超额薪酬也越高。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与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民营企业。经理人薪酬收益构成复杂，对经理人的投入产出效用也各不相同。当在职消费这种隐形薪酬与货币薪酬体现为安全和激励功能时，二者可以部分替代；当表现为代理性质时，二者重叠，存在互补关系，而且代理成本叠加现象在国企中更加严重。研究结论说明在委托人代理人薪酬博弈条件下，代理人行为具有一致性。对待自利的经理人，改变薪酬模式不能减少其侵占行为。文章从货币薪酬的结构入手，分析其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     

高管人员薪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薪酬构成及其比例安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统计结果发现:高管人员固定薪酬制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弹性薪酬制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弹性薪酬比例在一定区间时对企业绩效有积极意义,并非弹性薪酬比例越高越有效.     

员工-高管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不断拉大,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备受关注和争议。本文选取2005年—2012年76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薪酬差距的行业性研究以及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综合性研究。本文分行业、分年度横纵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看,一定的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分行业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结论。本研究结果为不同行业的企业制定高管薪酬制度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并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收入差距调控政策提供参考。     

国有控股企业限薪影响及股权激励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实验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照组，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检验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的限薪效果，并分析了股权激励对限薪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判断限薪和股权激励的混合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层薪酬升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缩小高管和普通员工薪酬差别方面并不显著。同时，高管限薪出现了负面效应，包括离职率升高、代理成本升高，股权激励可以对某些负面效应起到抑制作用。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理论及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Executive compensation)是一个复杂和有争议的话题.近些年,人们普遍认为公司高管们的薪酬高得不可思议,现实中经常出现报酬与绩效不成比例的问题.对这一社会热点进行理论分析,并实证研究高管现金报酬、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可以见出:使用高管年薪激励对于公司业绩产生了较强的负作用;而使用高管持股对于公司业绩却产生较强的激励功能(显著正相关),提高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将有助于驱使高管们努力改善公司业绩.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薪酬差距与绩效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薪酬差距与综合绩效正相关;高管薪酬与安全性、成长性呈"倒U"形关系,与流动性及盈利性相关程度不高,薪酬差距与流动性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在促进银行综合绩效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的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银行综合绩效对高管薪酬差距的敏感度较薪酬总额更高,科学的薪酬差距设计应成为银行薪酬改革的重点。     

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后的面板数据

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波动性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增大会显著加大股权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差距;(2)高管层权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绩效的波动性;(3)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水平及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从高管层权力和股权薪酬差距的综合效应看,两者在提升股权激励绩效水平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企业绩效波动性。     

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

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现行框架下,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使国有企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央企高管畸高的在职消费是这一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央企的经营绩效。为研究该问题,选取2012—2014年我国央企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国企红利分配机制的建构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而且通过降低国企代理成本,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高管薪酬相关问题研究

企业管理的薪酬并不是随着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而是有限责任制和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高管报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也有许多研究否认了这种关系。高管薪酬,在中国大陆应该还是一个新鲜事件,但在美国,却是由来已久。与美国相比,中国高管薪酬有其自身的特点,国企高管薪酬的失控原因之一是国企产权不明。政府介入高管薪酬只能是一种非常规手段,而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权最终应该由企业董事会拥有。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视角,选取2006-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将高管薪酬分为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两个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显性薪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高管提高企业价值的作用,显性薪酬对企业分红有较积极的影响.同时,隐性薪酬也对企业分红产生积极影响.最后,在协调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对企业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NO.4薪酬鸿沟不合理存在？

争议：薪酬鸿沟是否公平 高管永远比普通员工拿到的报酬高，这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如今许多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不仅一路走高，甚至达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许多企业高管的薪酬是员工平均薪酬的几百倍乃至上千倍。2008年3月19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公布了2007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为6616．1万元，相当于其员工平均工资7．13万元的928倍，折合成每天收入为18．12万元，     

关于规范和加强央企薪酬管理的几点思考

本文旨在对央企薪酬管理存在问题，结合央企特点，运用薪酬管理理论和方法，提出央企规范和加强薪酬管理方案，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是企业吸纳、激励、使用、保留人才，增强央企盈利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力工具。     

城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管控体系的构建及运行

近些年来,随着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快速发展,银行高管人员总体薪酬水平也增长过快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设计了城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管控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由政府监管、法律法规、中介机构、行业管理和社会监督等构成的外部控制体系,及由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独立董事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和管理制度构成的内部控制体系;构建了高管薪酬决策模型,优化了高管薪酬业绩评价方法,并就城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管控体系如何有效地运行提出了方法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