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欢《论语》注研究

顾欢党于道教,著有《夷夏论》,这些都为大家所熟知,然而顾欢现存的七条《论语》注却被学界所忽视。本文即是对此七条《论语》注进行研究,分析顾欢《论语》注相比于前人《论语》注的特点,并且重点分析顾欢《论语》注的玄学成分,认为顾欢从思想上和语言风格上都受到玄学影响,并且深谙佛教理论,援引佛教空的理论来注《论语》。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及魏初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今本三十三篇郭注《庄子》流传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玄风盛行,注《庄》极盛,有崔误、向秀、司马彪、郭象的注和李颐的集解,他注亡佚,郭注独存,乃由于郭象广罗众本,在古本五十二篇《庄子》基础上,集各家之精华;凭着高深的玄学修养和高超的善辩才思,注《庄》言辞清丽,妙旨道深;删裁去冗,穷庄生之妙旨,合庄周之本义,是众家注解中之善本,所以流传下来,影响甚广.     

中国大陆学界郭象《庄子注》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郭象及其《庄子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学界探讨的重点集中于郭象《庄子注》的著作权问题、诠释方法、玄学观、纵向比较研究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但总体来看,郭象《庄子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 ,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作者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 ,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王弼的老学与易学虽各有特色 ,但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共同构成了王弼的玄学。王弼的玄学思想 ,也只有通过易、老二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思想是表面化、以偏概全的认识 ,没有揭示出王弼玄学的精神实质     

论焦循的《论语》学研究

焦循对《论语》的研究,是为补充邢昺的《论语注疏》而作,其特点是重义理而轻考据.他对"一以贯之"、"异端"等孔学真谛作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以《论语》来阐发《易传》思想,又以《易传》来印证《论语》之说,从而正确地把握孔子的思想脉络,给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治学启示.另外,通过对《论语通释》原稿本与定本之间关系的考辨可以看出,《论语补疏》是研究焦循《论语》学的最为完备的文本依据.     

论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一)——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魏晋玄学家向秀、郭象先后发展了当时盛行的玄学观点,并用以注释《庄子》,获得了突破前驱的成就,为千多年治“庄学”者所推崇。这在稍具中国哲学史常识者都是知道的。玄学创始人王弼、何晏只讲《老》而不及《庄》;继起的嵇康、阮籍讲《老》并及《庄》,且把重点转移到庄子思想上,但并没有作出可观的成绩。到了向秀、郭象才在庄子思想的园地上浇灌着魏晋特有的玄虚精神,开拓玄学领域,超嵇、阮而绍王、何,“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以古汉语特性的把握开启《论语》哲学的新境界——评周海春新著《〈论语〉哲学》

正关于《论语》研究的困境,宋志明教授为《〈论语〉哲学》所作的序说得很清楚。宋志明教授说:研究孔子,谈何容易!关于孔子的直接的思想材料,只有一本《论语》。文字不多,大约1万5千多字,如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大概只用两个版面就够了。可是,就这1万5千多字,被中国人读了2千多年,据说《论语》的注本有3千多种。真可谓众说纷纭,使人莫衷一是。想借助以往的注本求得《论语》的"原意",显然是办不到的事情。我觉得,研究《论语》,并非探求"原意",并非探求所谓亘古不变的     

游走于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论语》学研究——《论语学史》书评

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经典,《论语》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不同历史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不仅梳理了古代研究《论语》和孔子思想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孔子及其思想和学说,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宽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玄学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

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时。此时的玄学早已发展成熟,郭象的“独化”论流行。郭象的“独化”论拔妙理于他人之外,认为真正的逍遥并不是逃避现实、背弃名教,而是不离人间而德合“自然”,标志着玄学自然观的最终形成。陶渊明接受了郭象的玄学思想并深化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其诗是他受玄学思想影响的体现。这在陶诗中突出地表现为作者用玄学写诗、用玄学实践人生和对自然的深切追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对最平凡的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了无穷的意味和深长的美。诗人按照自己理解的玄学理论身体力行、实践人生,完成了诗化的人格,创意了人格化的诗,使玄学境界与诗歌创作水乳交融形成全新的意境。     

《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

《论语》英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然而文化专有项使理解和翻译《论语》的难度相应加大。讨论《论语》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并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以便使《论语》英译更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皇侃《论语义疏》道教语词刍议

皇侃《论语义疏》注经方式叛逆性的变革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据佛释经,二是援道入儒。分析皇书中部分道教词语,可以窥见道家文化对皇书的深刻影响。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

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楚辞》、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沈云翔辑评《楚辞集注评林》等,是明代中后期刊行的重要的《楚辞》评点本。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发现:诸本评点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明代名家评点被逐渐增入,与之相适应,之前《楚辞》评点中"注"的成分被逐渐消解,文学品评的色彩逐渐增强;各本与之前诸评点本间,呈现出因袭与变异两种趋势,而后者则有助于《楚辞》文学评点的成立。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 ——《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幕末与明治时代接连诞生了两部《论语》新疏,一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另一部则是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这两部新疏是日本儒学史乃至整个《论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也是著名的儒学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时间以来几乎不知二书的存在,即使是日本学界,关注者及相关研究亦甚少。实际上,安井息轩于《论语集说》最为用力,在其晚年才得以杀青,而《论语会笺》也是竹添光鸿经过长期地修改校订而完成的会心之作。然而迄今关于《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的研究,大多都没有注意到安井息轩与竹添光鸿的校勘学成就,对于《论语集说》全无论及,而关于《论语会笺》则仅举其所用互校的本子而已。     

《汉语大字典》（修订版）释义中误用古注问题再议

《汉语大字典》在取用古籍注疏材料建项释义方面成绩显著,但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文章从其修订版的第一卷中选取20余条使用古注不当导致释义疏误的条目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洪兴祖〈论语说〉辑佚》补正

洪兴祖《论语说》是宋代重要的经学著作,惜乎不传。《洪兴祖〈论语说〉辑佚》一文据《论语集注》、《论语大全》辑佚二十五条,亦间有疏误。今补充《辑佚》漏引二书之2条,并据《论语或问》补17条、据《四书通》补13条、据《论语集说》及《经典稽疑》补4条,共增补36条。另将《或问》、《四书通》所同于《大全》者进行比较,纠讹正误,以显《论语说》之原貌。据此可窥洪氏论语学考证精详、说理透彻之特点。     

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的消费观——以《申报》检讨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既是上海的发展黄金期,也是多事之秋。在多重社会危机影响下,《申报》诸多评论检讨上海奢靡的消费观。基于奢靡消费更多出现于富有经济实力的社会中上层,俭奢观的讨论虽未能改变上海人对时尚的追逐,却体现出关注社会发展的积极意识。诸多言论将节约与生产结合视为应对危机的良策,却因企业的短期趋利行为造就了“畸形繁荣的上海”。政府虽然用行政强力倡导节俭,却无力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发展,未能改变上海的虚假繁荣。     

《论语》“先进”章诸家注译考辨

诸家在《论语》“先进”章的分歧体现于字词意义、句式结构、语句内涵等方面。细致考辨之后,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之说,在上述三个方面皆最为可信。今人杨伯峻依其所作的翻译也甚为可取。然而,刘、杨之说确实存在与史实不合之处。不过,只要将其中的“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与“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 修正为“先学习礼乐而后有资格做官”与“先有资格做官而后学习礼乐”,即可圆满融通。     

盛唐七言歌行简论

唐代盛行七言歌行 ,初唐四杰、沈宋、高岑均擅胜场 ,但气局有限 ,而李杜则雄逸豪宕 ,把七言歌行推向了顶峰。李白意气豪迈 ,天马行空 ,一任性情 ,章法多变 ,不受控制 ;杜甫则采用冷静的客观描写 ,寓情感于叙述之中 ,注重功力、律度 ,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