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一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文中以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反思了晚清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所阐述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具有独特的思想史价值,堪称新文化运动之纲领.     

试论毛泽东早期伦理观

<正> 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的基本点。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就是从伦理道德方面打开缺口的。陈独秀曾说过:“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认为,仅仅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是不彻底的,只有学习西方的哲学和伦理学,确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才算学彻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杨昌济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把研究伦理学当成自己终身职志。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伦理学,企图通过德育以达到改造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经验

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至二十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发生止,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改造来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它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些主题:以科学主义反对道德主义;以进化论反对复古主义;以人道主义反对宗法礼教;以世界主义反对华夏中心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也包含了相应的主题: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以发展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集体理性的文学观;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     

试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

<正>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兴起了一股强大的新潮流,即“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潮流.而“个性解放”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最直接的思想武器,有着特别伟大的意义.(-)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要求“个性解放”,是小资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因此,“个性解放”要形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思潮,也只有在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增大到一定规模时.而中国的五四时期,正是小资产阶级队伍增大到相当规模的时期.我们可以说,“五四”时代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时代,那时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并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他们.中国中上层资产阶级的队伍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

本文以史实为据 ,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批判传统思想文化的潮流。认为这种批判 ,其范围涉及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伦理、妇女解放、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 ,表现出相当彻底和全面的思想解放要求 ,其态度也十分激烈。指出“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在辛亥革命时期几乎都已提出来了。因此可以说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 ,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     

立人·立德·立国: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逻辑

以"新人"为突破口,通过"新道德"的换血,从而达到"新国家"的目的,乃是五四先驱的一个基本逻辑构成。将"心身薄弱"的"纨绔子弟"改造成"心身两全"的"朴茂青年"也就成了五四先驱最初追求的"立人"目标。所谓"心身两全",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当《新青年》"主撰"意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后,"德育"便作为不二的启蒙法门被给予了超负荷的重托。至此,五四先驱的"立人"目标已由原先的"心身两全"变成了"以德为主"。要"立国",须先"立人",而"立人"的路径则是"立德"。他们的这种以"新道德"的换血来造就新国民、新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修身治国之道"可谓如出一辙,其中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回归宁静──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宁静的心路历程

本世纪初，李大钊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他说：“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①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实即指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本文将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独特的社会氛围中所培养起来的“静”的生活情趣及走向宁静的心路历程。　　　　　　　　…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被解说的与被建构的：“五四”研究史评析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运动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大致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等关于“五四”运动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茅盾小说人物塑造模式论

如果说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艺术模式的创立期,那么,作为左翼文艺的代表作家茅盾则是小说领域模式的主要创立者。他在人物塑造方面所体现的新型范式,集中标志着新文学整体价值取向的变更,不仅与“五四”文学相区别,而且为后来文学的人物塑造的某些基本原则奠定了“原型”。 （一） 着眼于启蒙的“五四”新文学,极其重视人的觉醒,把人的伦理之觉悟视为“最后觉悟之觉悟”,这使它一开始就将眼光投向人自身:返顾人生既往的历史,正视人被异化的现实,探索冲突人生困境的出路,企盼充满“爱”与“美”的人生未来,正是回荡在“五四”文学中的主旋律。此时作家们为了人而写人,“人”成了“五四”文学的中心。“五四”文学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的文学”。 然而,“五四”个性解放退潮后,人们反而感到梦醒了无路可走时所缺乏的相与感、安全感及日趋严重的孤独感,似乎比沉睡之中更其难受。特别大     

“三足鼎立”与文化整合——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回眸

回顾 1 9世纪中叶至 2 0世纪初叶中国之“文化———意识形态”的变迁 ,陈独秀曾说过 :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这三次救亡运动“皆虎头蛇尾 ,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 ;其大部分 ,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 ,莫不黑幕层张 ,垢污深积 ,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 1〕陈独秀对“五四”之前近代救亡运动失误的抨击并不为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激进的反封建口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精神革命的运动 ,其结果促成了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 ,造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三…     

血缘与中国伦理的价值本源预设

伦理价值本源预设回答的是伦理价值合理性的来源问题,是伦理价值的最后根据。中国伦理把价值本源设定在家族血缘之上,不仅是因为血缘关系的非理性特征促成了它的神圣性,而且还因为血缘的无限传承还促成了它的不朽性。与西方伦理把价值本源设定于超越性的宗教上帝的文化设计相比,家庭血缘的本源设定,既使得中国伦理具有了与西方宗教伦理类似的神圣性质,又使得人伦关系与伦理生活具有了最现实的基础,避免了宗教的反伦理缺陷。神圣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使得血缘在担当伦理价值本源的重任上优越于宗教。在新时期,深入阐发血缘作为中国伦理价值本源的重要性有助于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两种人与两种文化态度——评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

五四东西文化论争的最大功绩,就是在“政治觉悟”的同时,进行相应的“学术觉悟”、“伦理觉悟”。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

“五四”运动过去70周年了,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都要年复一年地纪念它,需要从对于“五四”的反思来确定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有人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学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乃是为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支配;也有人虽然肯定“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却反对“五四”打倒旧道德,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还有人批评“五四”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认为“五四”学者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而难以提出正确的文化方案。本文试对上述观点作一“反思的反思”,以廓清人们对“五四”学者所作的某些隔膜的椰揄和不合史实的判断,并阐明笔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     

近思札记二篇

近思札记二题是王元化先生在新世纪之初写就的思想随笔 ,是王先生近年来通过理性的思考 ,对“五四”以来许多重大思想文化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继续 ,札记通过回答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反儒而不反法 ,和对于意图伦理的分析 ,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思想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哲学思潮，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制度、旧化的思想武器，70年代末至肋年代初，它成为流行于中国青年一代中最时髦的哲学，现阶段，它又为我们克服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理性主宰一切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论"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及其历史处境

"五四"的身体话语起于晚清,晚清的国家身体化思维是以"拟人说"为原型的,它开辟了民族主义性质的身体话语,并为"五四"的身体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言说方式。"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虽然受到了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身体话语的影响,但却更多的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身体在"五四"时期主要是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被谈论的,因而"五四"身体话语是和反封建伦理的时代话语重合的,并由此出现了身体被呈现和被遮蔽的矛盾状况。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钢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     

试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回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历的每一场改革或革命，几乎都可以看见知识分子的足迹，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更是占有主导地位。毛泽东评述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①本文拟就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确定．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作一初步探讨。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变动时期。知识分子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清末废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