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陶渊明在元代的接受探析

元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从多方面显现出来。元曲中陶渊明成为广泛援引的创作题材,“和陶”在元代文坛成为一种非常普泛的文化现象,而在元代诗论家们的评介体系中,陶渊明也高于谢灵运而广受推崇。这与元代诗风朴素、自然,不尚文采的时代审美风潮有关,也与缘于元人尚隐的心理基因。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屈骚》研究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读赵逵夫先生新著《屈骚探幽》

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但在国内和日本却有人曾弹过“屈原否定论”的调子。《屈原与他的时代》以翔实的材料和精密的考证,发前人之所未发,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屈骚探幽》澄清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沿用的许多不正确说法,同时对《离骚》予以新注,在注释中新见迭出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论先秦乱世与屈骚精神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此时社会关系变更,社会动荡,思想繁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楚国国内也逐步走向衰落,这种乱世世态催生了屈骚精神。屈骚精神是屈原在以《离骚》为代表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与时代精神。具体体现为修己精神、怀疑精神、美政精神、爱国精神与殉道精神。又由于楚国相对于其他诸侯国,思想上受中原束缚较少,理性精神较弱,因此屈骚精神呈现出情深的美学特色。     

“兀然千载人,我爱陶征士”:论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

作为清代画坛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他的诗文创作成就少为人知,诗名为画名所掩,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其诗文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一创作特征历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诗文中用到陶渊明的典故,也化用陶渊明诗句,模拟陶诗意象,欣赏渊明志趣,仰慕渊明为人,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田园诗。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贯穿其一生,在高凤翰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能发现陶渊明的影子。在诗文作品中如此大量有意识地拟陶、和陶、用陶,不仅在清代中前期文坛,即便是整个明清时期,也是为数不多的,高凤翰在清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应该受到学界重视。     

戴复古诗歌屈骚精神的美学风范

屈原与屈骚精神是戴复古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有关历史人物话语。纵览戴复古之作,可见其诗学的主体精神溯源屈子,远绍杜圣,近承放翁。此种诗性精神对他的时事诗、山水诗、咏物诗创作影响甚巨,而这一接受历程在南宋时期显得弥足珍贵。     

《陶渊明诗话》分析--论述后世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

本文通过对<陶渊明诗话>的分析,论述后世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以此认识目前普遍共认的陶诗之价值和地位是经过怎样的过程而形成的.本文大体上分三层展开论述关于<陶渊明诗话>的版本和体例;<陶渊明诗话>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陶渊明诗话>中论及的后世对陶诗论争的焦点.其中,"<陶渊明诗话>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又分三层论述陶诗的风格;陶诗的风格与后代诗人风格之比较;对陶诗的接受和阐释历代以来的演变."后世对陶诗论争的焦点"分四层论述关于陶诗思想属于道家还是儒家之争;关于陶渊明隐居田园的理由之争;关于题年号和题甲子之争;个别陶诗真伪之辨.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农耕文明气质

传统阅读的弊根是把陶渊明放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框架中来审理。其实陶渊明出任的直接原因是贫、饥,上有老下有小,而归隐是由于他生于乡野,官场生活终不适应。在中国古代田园诗人中,唯有他笔下的田园世界呈现"可居而可赏"的境界。他的诗风是农耕气质的伟大象征。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分量和意义堪与屈、李、杜比肩。     

陶渊明年寿问题辨证

陶学研究者对史书记载的陶渊明年寿提出了质疑并各创新说。除史书所言渊明63岁外,其余诸说多是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到证据,并推断渊明年岁。但诸说均忽略了渊明居处遇火对其诗文保存与写作的影响,并以其诗中不能确指的数字作为推论的原点。陶渊明年寿的可靠资料应是《宋书.隐逸传》、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和萧统的《陶渊明传》,而袁行霈先生的一些说法就很难成立。陶渊明年寿仍应以＂六十三＂岁为妥。     

论元代题陶画诗

元代是中国古代题画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陶渊明作为高蹈超逸的典型形象,被频频入画并大量题咏。考察这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题画诗,其中渗透着元人隐逸遁世的情结、对渊明高洁人品的赞赏和对其艺术人生的追慕,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助进一步了解陶渊明所体现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以及在他在元代及其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陶渊明对唐代诗风的影响

唐人受到科举制度及崇道思想等时代因素的影响,对陶渊明的人格与诗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评判、接受乃至崇拜,至此,曾经被冷淡的陶渊明的诗歌方才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同时,陶渊明又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与突出的诗歌成就,分别影响着初、盛、中、晚唐不同时期的诗歌风气。     

《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即将回归田园时的作品,其间所述回归原因与方法时,与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颇相一致,也正因为《归去来兮辞》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与佛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它还对后世净土、禅宗两大宗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二宗思想的传播。     

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对后世文人影响甚大,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极力追慕屈原。当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因而不论其审美心理,还是其审美表现,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文章从柳宗元对屈原的理解与敬仰、自我形象与抒情方式等方面来探讨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新形势下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形式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许多相对独立的阶层。工人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正确认识这些差异和矛盾,加强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和统一,已成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当务之急。因此,深入剖析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矛盾,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理论与实践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