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唯才是举”与汉末“综核名实”

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非特限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而为自己集团选拔人才,也非特仅如陈寅恪先生之所论,欲摧毁“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而为寒族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建立新秩序、新信仰。笔者以为,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亦且还有针对汉末社会礼崩乐坏、上下失序之政治现实,及综核名实、矫正士风、整新吏治之作用目的在。因而笔者将前述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

孝廉察举是两汉人才选拔的一项重要举措,始终受到两汉统治者的重视,制度建设也在不断进行中。从曹操举孝廉的年龄及相关问题可以看出,汉末日益完善的孝廉察举制度与孝廉察举实际施行状况发生了严重背离。而这种背离正反映了汉魏之际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间的某种变动关系。     

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曹操与济南

曹操与济南有很深的缘分:做济南国相,在政治上得到了历炼,树立了名声,可谓是事缘;在济南附近收编黄巾军,势力大增,初步奠定了王霸之业的基础,可算是地缘;纳济南人卞氏为其贤内助,得以全身心地致力于戎机政务而罕有后顾之忧,这便是所谓的人缘了。因此说曹操是济南历史上的名士,自无不可。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汉末西部政局与张鲁政权

张鲁政权作为三国初年西北与西南争夺的焦点,它的灭亡,促成了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张鲁政权是汉末三国初年西部最有魅力的政权,是军阀混战中的一块乐土.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恐慌、混乱是导致汉末战乱乃至中央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华北、江东、巴蜀迥然各异的地理环境是三国局面形成的基础。三国军事成败中,地理环境是一重要影响因素,诸葛亮利用秦岭山地地势交通险阻的特征成功地阻挡曹魏铁骑于秦岭以北,使蜀汉国祚延续半个世纪;孙吴长于水战,因而能有赤壁、夷陵之胜;曹操长于平原作战而疏于山地用兵,故有汉中之败和放弃西进征蜀这一战略失误。三国兵家对地理形势的利用得当与否,有时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汉末三国时期频繁爆发的疾疫不仅对赤壁之战等战役有重大影响,也直接促成了天师道等民间宗教的诞生与盛行。     

孔融之死与汉末政治

孔融之死,一方面是汉末清流派和浊流派的斗争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末文人之士“好名成癖”,而没有切实的政治建树;第三,显示了汉末清流派的不懂权变,不合时宜,已落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

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曹操与建安文学

文学史上的所谓“建安时代”大致是指汉末魏初。这段时间不算长,但在文学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和文学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次,是名家辈出,创作繁荣,开了一代新风;尤其是诗歌,它以被后世誉之为具有“风骨”的大量作品,打破了两汉近四百年来文坛诗歌的沉寂状态,出现了百花争艳的盛况。建安文学获得很大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汉末的黄巾大起义冲垮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思想藩篱,作家们经历了“世积乱离”的生活磨炼,都是重要的原因。然而,如果当时没有曹操那样一个思想解放、重视文学事业的强有力人物的倡导和支持,也是不可能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就的。曹操对建安文学作出了哪些贡献呢?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谬误之处,期望获得指正。     

纵横家与三晋风尚

战国时期，纵横家兴起，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纵横家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也与特定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底蕴相联系。     

论曹操与魏晋玄学

历来评价曹操重才轻德的用人制度，多着眼于其在当时封建割据形势下所体现的定国安邦的政治作用，但这样的认识显然还没有揭示出重才轻德的全部意义，因为“才”和“德”的关系自古都是评价一个人的最基本范畴，而不是曹操一人一时之行为。曹操重才轻德实际上对其后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才轻德使才绝之士有比较优越的条件进行自由的学术思考；曹操的反传统、破常规精神，给魏晋玄学否定汉代经学以直接的勇气和方法启示；魏晋玄学中的才性之辩，吸收了曹操才德认识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     

汉末三国的游学

汉末三国,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然向学之人仍为学而东奔西走.本文对此期的游学情况加以探讨,论述了游学者的概况,介绍了各地为发展文化而有计划地组织人员游学的情况,并探讨了游学大潮中出现为名利奔波的现象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弊端,对游学者的目的地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游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经三国鼎立时期，直至“五马渡江”之后，仍微波尚传。它上承西汉，下开盛唐，独领风骚数十年。也正因为它的发展，打破了汉代几百年来文人诗坛的沉寂，开辟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时代，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东汉末年文坛的领袖，他统治整个建安文坛，开创了一代诗风、文风，组织、保护了一代文人，给后世的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位帝王作家，他的功绩是卓著的。一、曹操对改变汉代文…     

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

本文从傅氏四代人议政言论中,透视由汉至晋政治思想之递嬗。重在推阐清议的发生、发展,揭示清议领袖杨震、李固、杜乔、李膺以及傅燮、傅玄诸人的精神风貌,并及复杂的士林动态,因系从三万字长稿压缩而成,故呈“论纲”特点。     

风尚三十年风尚三十人

风尚三十年 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今,中国风尚飞速发展.由生活时尚频道Channel Young主办的风尚大典,2007年就以"风尚三十年"作为主题,专题片《风尚东方风尚三十年》以文化时尚领域的风尚走向来体悟这30年的种种变化.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