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义利观的价值导向功能

邓小平义利观的价值导向功能邢振华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之辩”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真正把义利观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原则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的是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孔子的义利观概括为两名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喻，是明白懂得的意思。义利观中的“...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六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以孔子、孟子和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现则奠定了整个儒学乃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义利思想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看待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对现时代的正月两方面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而且有助于树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价值观念,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由孔子肇始,经盖、苟续成的。其所谓的“义”,是以宗法礼制或宗法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其所谓的‘乔心则主要是抬物质利益或个人…     

先秦儒家义利观探析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义利观上的深刻洞见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路向。先秦儒家认为,礼义与利益并非单线统摄,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义利既可两有,又会相互冲突。面对义利冲突,先秦儒家主张通过礼义的方式去解决和调节公私、群己、人我的利益冲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义以为上”“义之与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义利抉择原则,其内在根据是“义以为质”,把义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从而将人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人、怎样做人这些根本问题统合到如何做一个仁人义士的问题上,为儒家君子成德之教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先秦儒家对义利观的思考,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义利观:传统义利观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主义义利观、墨家和法家贵义重利、贱义尚利崇法的功利主义义利观以及道家绝义弃利的虚无主义义利观等在内。而以儒家义利观为主导和核心的中国传统义利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社会主义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创新与发展,它坚持贵义重利、义利并重以反对重义轻利、轻义重利,主张取利于义、见利思义以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倡导义利兼顾、义利协调以反对以义去利、因利废义。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

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用其指导中国周边外交不仅在于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多,而且在于周边地区事关中华民族复兴。从学理上看,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中国传统“互利观”的超越。理解正确义利观的关键在于理解“义”和“利”的关系。“义”可理解为“讲信义”“讲义气”和“重共赢”。“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可分为“以义为先”“义利相兼”。在指导中国周边外交时,正确义利观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等原则。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抗疫合作取得了很好效果,增强了我国在周边地区的感召力、亲和力,同时有利于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     

《吕氏春秋》"德"论研究

《吕氏春秋》关于“德”的思想上承先秦,下启秦汉,其内涵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等诸多层面:作为现实事物之运行规律及特性和体现自然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哲学层面上的德;作为仁、义、公、信、忠、孝等道德品性之总称的伦理层面上的德;作为治国方略,“为天下国家莫如以德”的政治层面上的德。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和借鉴其以德治国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     

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与儒家伦理道德

稻盛和夫汲取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 ,其中包括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改造、创新形成其经营哲学。“天人合一”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命题 ,稻盛也把天赋予意志 ,奉行“敬天爱人” ;“心性论”是儒家伦理的核心 ,稻盛经营企业“以心为本” ,对员工实行“大家族”式的亲情管理 ;先义后利 ,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义利观 ,稻盛一反无商不奸 ,坚持“利他主义”的经营理念 ;品行修养是儒家的立身之本 ,稻盛按照“每天自我反省”等“六个精进”的修身内容 ,磨砺人格。稻盛的经营哲学 ,贯穿着儒家伦理道德观     

本期视点:“礼”的传统与当代政治哲学

主持人话语:以“礼”为中心的儒家礼学体系在过去百余年的中国知识界一直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位置上。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中,礼教(或名教)曾被作为儒家与现代最不相容的过时之物受到激烈的抨击,让人一说到“礼”就会联想到约束、控制、禁欲、等级和权势等一些消极因素。即使传统与现代被认为是彼此互动的转化关系,人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感到儒家的“礼”,特别是体现为复杂的仪式和礼节的那些东西,与我们现代生活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坦率地说,与古代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性的礼仪和礼节,在现代社会和生活中确实无法派上…     

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预设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不仅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而且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传统相关.民族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思维空间.中西方在公共权力制约上不同的路径选择,隐含着对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观念预设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限制的内在循环,并使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一并呈现出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     

儒家理念统摄下的神道教化--论《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

《醒世姻缘传》中的神道教化始终遵循着儒家的思想传统。由凡入圣的晁夫人是儒家博施济众、仁爱为本的理想化身。晁梁最终选择以孝子终身的生存方式 ,显示出儒家血缘伦理道德在作者心中的崇高地位。晁源、狄希陈与薛素姐的两世孽缘则表明 ,《醒世姻缘传》消化吸收佛教因果轮回观念 ,无非是要强调儒家仁义纲常为本的伦理道德设置不容践踏。作者在神道设教中弘扬儒家道德理想的主观意愿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作品的写实带来了负面影响     

儒家文化与东亚文明

以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作为其文化基石的东亚文明,在经历了早期辉煌之后,面对近现代工业文明及全球化的强力冲击和挑战,曾一度衰落,几遭苦难,方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发展前景。东亚文明的文化基石是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它对东亚农业、工业和现代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巨大作用的根源在于,儒家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形成了一种适合中国乃至东亚特色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又培育生发出一条底蕴深厚的文化价值魅力链。这条文化价值魅力链集结了相互联系的七大价值理念: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心修身,追慕圣贤的做人价值理念;慎终追远,家国同构的政治价值理念;以和为贵,谐和相处的社会价值理念;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天人价值理念;见利思义、义利并举的生存价值理念。而且这种价值魅力在未来将不断得到拓展。     

儒家教育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教育伦理的基本体系是:成德教育是教育的精神前提,有教无类是教育的公平理念,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目标导向,为人师表是教育的师德要求。儒家教育伦理的当代启示包括:借鉴成德教育的合理因素,回归"人的发展"的教育价值;借鉴有教无类的合理因素,推进教育公平;借鉴为人师表的师德要求,提升教师道德水平。     

略论儒家德治思想的普世意义

德治思想是儒家留给我们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它建立在久远的民族文化根基上 ,以人性善为理论依据 ,以仁学与礼学为基本内容。儒家德治思想具有普世性和现代意义。实施“以德治国”应当开发利用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言子儒学论略

言子儒学有其自身特色:一是在孔子礼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为他的以礼治国的思想;二是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推进为全民教育、目标教育、适时教育的理论;三是更注重实际才能的用人思想。与此同时,从孔子儒学流传的过程发现,言子是孔子儒学至孟子儒学之间的最重要的传人,因此,深入研究言子儒学,对于原始儒学的认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儒家思想与现代政治文明思考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孕育于西周时期。原始儒学以伦理思想为基础,使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双向结合。儒学一方面既排斥思辨思潮,排斥纯粹的政治法律文化,也排斥各种实学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又通过百家争鸣,尽可能地把各种思想要素容纳进儒学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样也影响着现代政治文明。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伦”字及其含义究竟属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构成方式,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存有许多重要而未尽的讨论空间。作者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重要思想家及社会学家的见解,尤其是他们对“五伦”的认识,以此廓清“伦”的社会学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接着通过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比较与对话,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公理、相关定理及其现实社会运行与变异。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有助于明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