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

法治的本土资源,指向的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法治现代化需要本土资源的孕育与支撑,而其本土资源构筑和完善的关键,在于推动该国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向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转变.现代法治所需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是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以普遍信任视角来审视法治现代化及其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研究——基于对凉州区建设村问卷调查的分析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以某一农村社区为研究场域,以实地调查研究资料为内容,通过对建设村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特殊信任衰退,普遍信任下滑,制度信任模糊。在此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别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等五个纬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中,村民的谋利心理和行为、村民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制度供给与执行不力以及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消解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农村社区信任下滑的重要因素。     

和谐社会的信任文化因素研究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高度信任的社会,反之亦然。在和谐社会的视域下,社会信任具有超情感性、知识性、利益性、契约性与公共性等特征,并受到产权关系、信任文化、人生经历、理性选择、个人道德期许、社会分配不公等因素的影响。要建设和谐、信任的社会,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强化法治以保护产权,维护信任理性;其次,深化经济文化的濡化功能,培育社会信任文化;再次,创建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区,塑造信任道德心理;最后,扩大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社团式”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型塑与法治秩序

要规约和克服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对社会资本进行重建.因此,要在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基础上,培养普遍的信任理念,为法治秩序提供伦理基础;重塑社会信任主体,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信念;增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法治秩序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社团式"社会资本,推进法治现代化.只有这样,内在自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当代中国信任危机的生成与化解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信任关系正在发生嬗变:传统的人伦信任已被打破,而新的系统信任却还未完全建立,由此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断裂状态、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制度的失衡和社会现实人格的失范等所引起。为有效化解之,必须大力加强共同价值观教育、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加快社会制度建设进程、不断强化信任主体自身建设、积极倡导建立国际信任机制。唯如此,才能有效规避信任危机,构建良好的信任体系,以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实质法治与信任

信任是社会最重要的整合机制之一。没有共识和信任,人类将不可能建构持续的社会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法治是保障信任形成和维持最核心的制度体现,但生活中必然存在法律规则无法涵摄到的行政领域,法治不可避免地需要将价值衡量融入法治的个案判断中以填充法律漏洞、实现个案正义。但在实质法治时代里,信任的生发无法完全依靠无所不包的法律条文,也无法单纯依靠政治家的道德观和责任感,只能通过自治的方式通过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开创新的法律、新的道德、新的信任模式。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近代中英两国"现代化启动"问题再认识——基于社会结构、信任文化、法律制度为分析进路的考察

长期以来,关于近代英国现代化启动的顺畅与成功和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挫折与艰难,学界有过不少研究和阐释,但缺乏一种基于社会结构、信任文化和制度层面三维视角的考察和诠释。事实上,基于一种社会结构、信任文化、法律制度三维分析进路,对近代中英两国“现代化启动”问题进行再审视,将会促使我们对于现代化何以启动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和考量。     

基于信息的信任——制度的生发机制探讨

本文用产业集群的声誉模型分析表明,信任建立的机制是信息的披露与传递。传统社会由于是熟人社会,人际信任靠长期稳定乡邻关系和乡间的"闲言碎语"(gossip)就可解决。因此,我们可以把乡间的"闲言碎语"(gossip)看作是传统社会的信息披露与传递方式。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社会,匿名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像乡间的"闲言碎语"(gossip)这样的人际约束不能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中继续保持原有的效力,原因在于它们的监督边界是有限的。新的约束机制必须尽量克服上述限制,在广泛、流动的市场中把他们安排在互相监督的位置上。作为匿名社会的现代社会,信任关系的构架更多程度上应该依赖于非人格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专家系统、正式制度和司法系统构成了匿名社会非人格化的信任保障机制。     

论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具有依存性、统一性和互动性.法治精神是法治现代化的必备要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缺乏法治精神,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法治社会.而且,法治现代化建构的路径是一条从法治精神到法治社会,再从法治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路径.和谐社会作为高层次的法治社会,作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社会,同样需要以法治精神为基石.     

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求解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社会危机事件高发阶段,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甚至成为威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危机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不在于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而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信任关系、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为此,要推进社会信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须切实加强政府、市场以及个人等各个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让作为一种美德的信任内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进而成为规制社会行动的准则,消除社会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     

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依赖——一种城乡低保退出困境的解释框架

城乡低保规范有序退出对实现托底性政策的公平正义目标,对于精准施保,准确瞄准救助对象使其有获得感,降低被剥夺感十分重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角度,对城乡低保退出不畅这一实践难题尝试构建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差序格局以及人际信任缺失、社会资本不足在制度设计或架构不足、理性驱使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城乡低保对象不愿退出低保,对低保正常退出带来困难。建议建立低保管理行政部门、法治规范、社会参与等多方治理体系;丰富低保政策宣传形式,提高了解政策的可及性;将低保管理纳入社会诚信档案体系,对失信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坚持有情操作,渐进退出,建立低保退出跟踪机制,解决低保退出后困难群体的生存之忧。     

中西方信任观比较及其启示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整个社会的诚信问题凸显。市场经济要求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从人际信任走向普遍信任,而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上的传统诚信伦理显然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型的问题。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信任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和社会有序运行的保障。西方国家早于我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市场经济发展的也比较成熟,通过对中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理性地审视中西方社会信任观的异同及差异的原因所在,将会为我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信任理论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