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实现——基于农户兼业、农民工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的视角

若以年龄为标准.目前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分为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少年农民工两个亚群体.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倾向于兼业型就业与回流,呈现出"去城市化",进而"去市民化"的倾向,而青少年农民工则大多采取"完全离农型"的劳动力转移方式,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特征突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是青少年农民工.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约束,当前的青少年农民工只能被称作"准市民",青少年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实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和多维度的渐进过程.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基于非农就业视角的农民工农地退出意愿研究

基于对福州市339位农民工的调查,运用二元Loglstlc方法分析非农就业因素对农民工农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婚姻、年龄、受教育水平、非农就业工资水平、近一年内工作变换次数、非农就业过程有无受到歧视、有无参加社会保险及有无被拖欠过工资等因素对其退出农地意愿影响显著。而性别、非农就业年限、非农就业地点、有无务工技能、有无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农民工退出农地意愿没有影响。对此,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重视教育、提升农民工自身素质等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民工婚姻问题研究——以豫东地区为例

农民工是拥有农业户口却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劳动者,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既有可喜的变化,更存在着婚恋难、未婚同居、闪婚、婚姻危机和婚姻犯罪等婚姻问题,所以,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进行住房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健康和谐婚姻的宣传与报导是解决农民工婚姻问题的一些对策。     

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农民工是指进到城里从事非农的工作却还未改变农民身份的劳动群体,他们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城乡经济、生活和文化联系的纽带。由于农民工工作的特性和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在大多数地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还是严重缺失的。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由于投资体制的制约而形成的对公共资源的不公平配置、现行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的影响,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的因素,公共文化服务处于城乡边缘化的境地。     

失地农民工法律权利的弱势性及化解之道

失地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籍,因失去土地及土地上附着的包括财产权利、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就业机会权以及一系列相关权利,被人雇佣从事非农职业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农地承包使用权的基本丧失、社会主体身份权的缺失、权利实现的途径受限、权利救济的供给不足是其权利缺陷的重要表现.强化农地使用权、明确界定"公益目的"、维护"正当程序"、完善征用补偿、优化争端诉求解决机制、消除就业歧视、打造"责任政府"、提供长效保障机制是其化解之道.     

承认的权利: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认同研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农民工阶层,但其实质则是"非农非工",因为其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从事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生产、服务生产等。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注定要遭受城市与乡村、身体与空间的二元分裂。十八大后,中国政府不断提出要完善中国农民工的权利,如户藉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的流转、城镇化的推进,等等。在这一进程中,实现农民工权利的认同和参与平等,是实现农民工正义问题的前提。     

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

论文首先认为,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即197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第三大阶层。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农民工阶层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信、社会生产的双重性;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推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现实角度看,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不会迅速消失,因此,农民工阶层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从长远角度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差别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整体性推进阶段,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最终将不复存在。     

农民工职业发展与职业生命周期分析

通过分析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与职业收入曲线,计算农民工实际收入经验值,可以得到农民工职业发展与职业生命周期关系曲线.农民工职业发展越好,职业生命收入增长越是巨大,精英农民工职业发展越好,职业收入后期越是显著提高,精英农民工特点排序是依据问卷调查25省的数据.农民工职业发展需要针对职业技能训练和大专知识结构教育,应创建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     

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职业安全权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关系中重要而特殊的主体,因其性别、从事行业领域等的特殊性,面临劳动保障缺失、劳动条件恶劣、职业安全与卫生事故多发等问题,其职业安全卫生问题具有复杂性、边缘化等特点,应通过制度建设、强化执法、提升意识与技能、营造安全文化等措施,切实维护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安全权。     

新生代农民工保安的生存状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农民工保安是流动人口中的一群从事特殊职业的青年群体,在城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农民工保安受教育水平低、收入低、消费低、生活满意度低,但工作辛苦、生活单调、对未来缺少明确的个人规划。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农民工为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劳动力的代际交叠,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老一代农民工所遭受的职业伤害和劳动权益侵犯的进一步延续,另一方面则是与新型职业相伴而生的新型伤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会遭受多重职业伤害的困扰,既存在农民工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有限的原因,也包括外部保障负效用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给我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伤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田凯（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所谓“农民工”，是指户口尚在农村，而来城市以从事各种“自由”职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改革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世代躬耕的土地上解脱出来，冲破城乡阻隔，潮水般地涌向城市。每年春节前后...     

基于风险厌恶的农户弃耕撂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农户调查为例

本文从风险厌恶的视角,剖析了农户弃耕撂荒的决策行为,并以福建省八个设区市21个行政村365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户技能状态、从事非农职业意愿、家庭非农劳动人口比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所拥有耕地的质量系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农地流转情况对农户耕地撂荒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撂荒的对策与建议。     

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基于云南跨界民族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以“云南跨界民族农民工就业研究”的调查所得作为基本数据,以求助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探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在非农工作的地位获取中的效用及局限.跨界民族非农劳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非农工作选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社会资本丰富者更容易有非农工作机会,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民工转型:一个新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正在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城市融合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谋求发展转变.本文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背景探讨农民工的转型,认为农民工转型不仅指农民工的市民化,而且也包括农民工的新型农民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量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减产、倒闭,所需劳动力锐减,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挑战.学界必须从关心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基本权益保障,转到关注农民工的未来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农就业

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体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分割、上山下乡;1980年代的“小城镇、大世界”和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化浪潮。整个城市化进程呈现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特征。这种城市化模式既对非农就业有推动作用,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探寻城市化和非农就业的良性互动的思路为: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把吸纳农民就业并转化为市民作为第一目标,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减少或淡化行政色彩;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建立农民工就业的支持系统。     

农户非农就业的粮食生产效应研究

用2010年河南农村住户调查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构建粮食生产结构方程,从耕地资源视角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耕地规模较小农户的本地非农就业使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外出务工则有利于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二者对粮食亩均产出的影响均为负,但本地非农就业的影响不仅程度深而且很显著,外出务工的影响很小也不显著;耕地规模较大农户的本地非农就业使小麦和玉米种植比重和粮食亩均产出均显著提高,外出务工使粮食种植面积显著下降。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为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应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特别是对种粮大户的粮食补贴;大力发展本地非农产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近非农就业机会;规范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农民工入城就业及其法律保障

农民工入城就业既是城市化的必然伴生结果,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的主要途径。目前困扰我国农民工入城就业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在制度层面获得公平分享城市资源的权利。因此,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从事体面劳动的权利以化解来自城市的社会屏蔽,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功能主义所揭示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暗示了农民工入城劳动的可行能力以及自由选择权的问题。而城市劳动规则系统、劳动身份平等、劳动权利启蒙、职业工作能力提升和多元劳资纠纷解决,是当前农民工体面劳动和就业保障的核心制度设计。     

农民工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农民工职业选择现状的调查与实证分析,指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他们的职业选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提出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是改善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