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及其法律促进

尽管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发展且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政策、管理尤其是在非正规就业者的权利保护等方面,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通过法律手段,加强相应的立法、执法工作,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劳动法律制度,是克服现存问题从而促进非正规就业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护

近年来,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城镇就业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的同时,其社会保护状况却令人堪忧。由于法律、政策和观念等方面原因,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护陷入严重困境:非正规就业者作为劳动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产就业面临资源障碍,权益诉求困难,社会地位地下。非正规就业社会保护的缺失对整个社会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因此,应尽快形成完整的非正规就业社会保护政策,使非正规就业者能在公平的环境中就业,使社会能在和谐的氛围中发展。     

台湾地区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法律实践研究

台湾地区家政工人在被纳入劳动法律保护后复又被排除在劳动法外的实践表明,家政工人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需要系统考虑家政工人劳动权利保护的特殊性.而台湾地区<工人版家事服务法>草案相关内容所引发的社会讨论表明家政工人旁动权益与雇主权益保护需要立法者合理进行平衡.我国在加强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时候要结合自身的国情逐步推进.     

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研究

灵活就业是指有别于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工厂、企业的就业。灵活就业在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工作场地、劳动条件等方面,都不如主流的正规部门的就业。灵活性就业在世界上已广为通行。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就业形式日趋多样化,灵活就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在我国,灵活就业人员从其分布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者。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非正规部门的概念。所谓非正规部门,是指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一般分为雇佣很少工人的微型企业;家庭…     

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机制弥合

生产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催生了多种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平台依附型就业者由此而生。就业权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是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理论动因,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就业风险分担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平等、司法裁判不一致等因素的存在,要求从现实层面注重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的保护。推动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应适度拓展社会保险权利,构建良性的风险分担机制;适度提供劳动基准保护,构建良性的生存保障机制;适度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构建良性的司法裁判机制。通过找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差距,来构建适宜的弥合机制,进而推动就业领域法律平等目标的实现。     

金融危机下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的就业压力与非正规部门的困境有关,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障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渠道,是经济景气时的劳动力和技能蓄水池,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迫切要求,也是金融危机下政府的社会责任.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机会窗口出现,我国应该顺势而为,在制定适度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同时,加快构建融合了非正规就业者市场和经济特征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覆盖社会保障体系.     

非正规就业的关键问题和政策建议

非正规就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国际经验、历史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来看,都有其客观必然性,对于解决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的就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非正规就业存在劳动关系不规范、技能培训缺乏,社会保障缺失、管理和服务滞后等一些列问题,制约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解决非正规就业面临的关键问题,必须立足于"十二五"时期经济和就业形势.建立社会保护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完善管理服务体系.     

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研究

一、灵活就业方式与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状况　　所谓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于法鸣等,2 0 0 2 )。它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指在劳动标准方面(包括劳动条件、工时、工资、保险以及福利待遇等)、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面以及劳动关系协调运作方面达不到具有现代化大生产特征的企业标准的用工和就业形式,主要是指在除小型高科技企业外的小型企业、家庭作访的就业,即非正规部门的就业…     

最低工资立法与就业研究

在劳动市场上,最低工资立法是现代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保护劳动者权利、维护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文章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和劳动力派生需求视角,综合阐述了最低工资立法对就业的影响情况.     

数字经济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在促进劳动力非正规就业方面的作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城镇居民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收入并降低了工作强度进而提升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研究结论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也为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劳动力就业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法律制度重构

就业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合理平衡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以"灵活就业为主、正规就业为辅"的共享经济就业格局中,我国现行的劳动保障制度往往更倾向于对正规就业的保护,而灵活就业在法律制度以及政策规范上却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乃至空白。故此,在劳动者类型多样化这一特有的国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准确区分传统就业和灵活就业,借鉴德国"三分法"的经验,赋予灵活就业者以"类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构建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权利救济机制,继而培育和形成一个有保护的灵活就业市场,从而助推共享经济的发展。     

浅析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积极引导和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是缓解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与国外相比,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存在着就业观念落后、劳动技能低下、政策制度及法律制约和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破除传统的就业观念,强化对非正规就业的政策支持,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规范管理和监督,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成为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有效举措。     

家政服务业的“非正规性”与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的家政服务业在总体上处于“简单劳务型”的初级层次 ,具有明显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特征 ,但也出现了向“知识技能型”、“专家管理型”发展的趋势。从协调城乡发展的角度 ,笔者建议采取如下策略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加强教育培训 ,增加家政服务员的人力资本 ;采取组织化运作方式 ,改变非正规就业形式 ;政府扶持、社会支持 ,为家政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外在发展环境。     

平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型灵活就业作为重要的新就业形态之一,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就业,另一方面也存在较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外卖骑手为例,平台型灵活就业由于劳动关系模糊、参与主体权责不清、无集体协商机制等特点,导致外卖骑手地位太过弱势、名义工资高而实际工资低、对劳动者隐性控制严格、平台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明显等问题.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平台型灵活就业健康持续发展,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强平台企业监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应探索建立平台型就业者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提供组织基础;平台企业应转变"用工"理念,改善就业者的安全和保障性待遇;劳动者自身应提升认识水平,增强维权意识.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及其分配效应分析

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活动在典型农业地区的两个理论模型和六个计量模型的对比,发现大陆农村的离农就业主要由同村人的外出就业及收入信息、劳动者的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而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人均耕地、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明显,大陆外出离农就业者所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为在农就业者的１０倍,在家离农就业者的增长贡献也为在农就业者的４倍。而台湾的离农就业主要受文化程度、劳动者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其离农就业户的收入为在农就业户的２．５倍。大陆的相关政策,除了强化扶贫、改善教育等措施外,还应注重扩大农民的入市权利和机会,以及构造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载体     

知识经济与新的就业观

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将对解决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起到积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转变传统就业观念上的作用。 1.从劳动者就业的基本方向上看,转变传统城乡二元就业观,树立劳动力就业的市场意识。传统的城乡就业观来自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二元经济运作结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二元就业结构。所谓工人做工,农民种田,这使得巨大的劳动力群体被基本划分为农村劳动者和城镇劳动就业大军两部分。如此就业结构虽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发生了动摇,但这种结构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造成的巨大积淀仍然存在,有时甚至禁锢或阻碍了新的劳动就业观的产生。例如发生在当前我国社会下岗职工中的某些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社会就业的负担和任务仍然较重;而另一方面,许多可供就业者选择的劳动岗位,如第三产业中的各类服务业等却出现了岗位等人的现象。     

浅析山西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就业新增岗位的主导渠道,山西的总体趋势亦如此。但从山西省实际情况看,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具有就业方式灵活性、参与主体多样性、劳动关系非规范性、经济行为非公开性、发展非均衡性的特征。     

浅议大学生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并取得收入的行为 ,当前它已成为解决我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渠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 ,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将不可避免。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 ,正视非正规就业 ,社会特别是政府也应为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     

弹性安全理念视野下非典型就业的法律规制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弹性化的趋势,为顺应这种需要,以弹性、灵活的用工方式为特征非典型性就业应运而生.现实中,我国的非典型性就业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与之不相称的是,现行法律对非典型性就业关注较少,且对其以刚性管制为基本方略,此主要源于对劳动市场弹性化及非典型性就业认识的不足,导致立法理念出现了偏差.欧盟一些国家为应对非典型性就业大量出现,发展整合出既强调弹性灵活的用工方式,又注重保护劳动者就业安全的“弹性安全”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引入不失为我国法律规制非典型性就业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