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化进程中的生存博弈

在西方国家首先出现的生态政治运动促使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即逐渐走向生态政治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致力于维持现存政治形态下的经济突破,虽带来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亦不知不觉陷入总想避免又无力回头的"先污染、后治理"状况.频发的生态危机与低效治理模式的"错配"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促使了生态政治化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政治形态的系统转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又往往使这一进程面临诸多变数.要准确把握中国生态政治化的演化进程,就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态危机案例,动态演绎其中的互动利益博弈;即选取博弈主体,定位其角色,描述其博弈策略和技术.最后,在相关结论基础上,对中国生态政治化进程进行总体性描述.     

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是生态治理的主体力量,其中政府在三大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生态治理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有特定的涵义和角色定位。政府主导下的生态治理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政府自身生态责任履行不充分、生态治理主体发挥作用平衡协调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生态意识不统一、区域生态治理力度不协调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政府主导地位的前提要求;要明确政府主导作用机理,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要抓好生态治理重要环节,强化生态环保工作落实;要保持对西方生态治理理论的清醒认识,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治理发展历程,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背景密切相连的.从建党初期的以农村生态治理为主的土改型生态治理模式到建国初期的中央控制型生态治理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市场二元生态治理模式到新时代的多元主体协作生态治理模式,百年生态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进程呈螺旋式升华.中国百年生态治理的现实启示是:生态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生根见效以及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持续提升党的生态治理能力,才能最终实现"为全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环境保障"的宏伟目标;坚持生态治理深化改革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坚持多边主义生态治理原则.     

理解国家治理: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是在吸收与借鉴人类治理文明的有益成果、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存量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为理解国家治理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只有通过把握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这项系统工程的整体面貌才能得以全面地展现.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便有了清晰的实践路径,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应该在综合利用政治生态要素中的各种力量的同时,综合采取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治理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     

论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建设

生态政治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新政治”现象,并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严峻的现实表明,我国也急需实行一场全民动员的生态政治建设。其主要方略是:强化政府生态责任,加强生态环保制度建设;加快环保立法进程,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健全和完善环境监管制度和体制;积极推进公众参与生态政治建设;加强环保的国际合作。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一带一路”绿色治理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绿色治理经验可支撑"一带一路"在全球绿色治理创新中深入推进。着眼绿色治理涉及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广义边界,构建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可透过实践体系探索系统治理经验。与"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区域同处相似后发状态的贵州,正探索"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彼此联动的绿色扶贫治理、生态环境大数据监督治理、适应地缘"区域级差"要素创新大数据治理、"产业的生态化、生态的产业化"的大生态治理,为"一带一路"的绿色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生态行政学:理论源流、分化及其困顿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政府和公民迫切需要行动起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在反思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具有后现代情境的生态主义为生态行政理论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基础.生态政治的核心价值和现实偏向以及行政生态理论的历史发展,均催化着生态行政理论的萌芽.由于概念认定和价值趋向的差异,以及范式转换和治理领域悖论的存在,生态行政研究亦呈现出分化、多元化与发展的困顿.生态行政理论应在整体性与共生性的原则下着力提升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和必要的多样性,以应对环境领域日益严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公共参与视角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型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顺应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公民环保意识不断觉醒的大背景下,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大趋势.与传统的生态管理体制不同,“生态治理”强调更多的是生态建设目标从单一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四位一体”方向转变;生态建设模式从行政主导向合作共治转变;生态建设手段从刚性命令式向柔性协商式转变.公众参与的理念、方式和路径对于中国在处理可持续发展和进行大国治理等难题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是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以环保公共参与为突破口推进生态治理转型,需努力构建实现治理结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功能水平等方面的科学布局合理配置,从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福祉、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合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关键。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源于缺乏整体性的合作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体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角色错位和配套措施滞后、社会层面的力量薄弱和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层面的企业自利性侵害环境公益性。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可以尝试应用合作治理理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治理模式,以追求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利益共荣为价值目标,最终取得生态环境善治的最佳绩效。     

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资本批判及中国方案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呈现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不适应以及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出发,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发展观、"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时代,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紧抓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以依靠多元主体共治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平等均衡的国际生态合作等为基本举措。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区块链技术诱发国家政治安全的风险样态、逻辑与治理

区块链作为智能革命的重要支撑技术，在诸多领域表现出独有的治理优势，但也可能诱发诸多政治安全风险。相关数据和案例表明，区块链自治社区容易削弱用户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区块链技术的不当使用容易干扰政治制度运行的民主公正状态，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分布式架构容易增加国家政权安全的保障难度。这些问题亟需纳入信息生态、智慧治理等理论框架中予以分析、解决。研究发现，区块链政治安全风险诱因系统呈现出涵化逻辑、权力博弈逻辑和把关失灵逻辑。基于在智慧社会语境中提升我国政治安全水平的需要，应采用诸如优化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应急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并强化智慧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赋能效应、以技术创新赋能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提升我国政治制度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完善智慧治理体系并提升不同信息主体的把关效能等相关智慧治理策略。     

区块链赋能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研究

战略性矿产资源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其开发利用正面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技术,契合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的需要,在尾矿治理、生态溯源、生态补偿等方面具有广泛发展空间。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生态监管系统、生态补偿系统和高效利用系统,拓展区块链的赋能应用场景。从强化顶层设计、提升创新空间和完善监管体系三个方面,加强区块链赋能战略性矿产资源生态治理的风险防控。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西方生态问题政治化及生态民主的学理分析

寻求社会主体间的环境价值共识应首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否则环境价值共识的制度性保障缺失就会导致持续性的环境衰退和周期性的社会阵痛。西方国家也曾面临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衰退难题,且环境衰退问题的最终解决又落实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生态转向上。这就有必要细致梳理西方国家生态问题政治化的过程,并对西方政治生活的生态转向,即生态民主进行系统的学理分析,以期裨益于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的环境治理。     

论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

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失灵"无法通过自我调适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转型,往往陷入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相伴的"锁定"状态,因此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优势的政府权力的适时介入显得非常必要。然而,政府的生态治理却面临三重困境:多元价值观念碰撞格局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多元利益主体互动博弈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生态公共政策生成难题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对此,需要在生态治理中厘清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和策略结构,引导其理念和行为实现生态转向,尤其是要提升政府系统的生态理念,促进制度结构变革和行为调适。     

试论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履行生态责任的现实意义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然而,伴随城镇化发展,我国城镇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而生态环境问题是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阻碍,必须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方能实现城镇化的永续发展。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有能力、有义务在城镇化进程中履行生态责任。政府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进行预防和治理,落实生态责任,以此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促进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以改善民生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态宜居城市建设;逐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履行生态责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生态工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对策

针对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粗放型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工业化缺少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等问题,我国生态工业发展应加强生态文化和规划建设,加强生态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和生态治理,加强政府管理能力和国家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