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同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对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观点作了历史的评述。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中华文明帝国的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即存在着是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在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并非没有结合的可能。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国家认同: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

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本质内涵的中国梦,是由无数中华民族成员个体梦想汇聚而成的国族梦,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与价值追求。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物质体现。国家认同观照民族特性、民族精神、民族意志与民族愿景,是中国梦认同的价值归旨。依据民族共同社会特征承认中国梦这一族群梦,进而获得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是个体民族成员与生俱来的基本认知与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梦认同的特定场域与国家认同的现实依托,构成中国梦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的实践载体,也是中国梦认同到国家认同价值演进的具体场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高度互补,则为中国梦认同归旨于国家认同提供了现实路径。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

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利益需求的满足.在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除进行国族重构和文化融合之外,还需寻找到一个能超越族群差异的制度认同基础,从制度维度对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补充,三维立体式地构建中华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大厦.我国建党在先、以党建国、党政同构和党国同构的鲜明特点,决定了实现制度性国家认同必须以执政党认同为基础.在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是以原生性特征为基础还是以执政党及其制度为基础来进行认同,取决于二者谁更能深入持久地积极影响和改变少数族群的生活.在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三者可以相互促进、转化,也可相互削弱.     

民族国家共同体演进中的族群权利：边界及其治理

追求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民族国家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时代最为重要的共同体形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立,赋予了族群权利以政治依附,使得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成为了共同体最重要的主题,并且,民族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文化、领土、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并非总是单一性质的,也不是一致性的,而是复合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复合性,共同体内族群权利的扩展会引发族群危机。不过,族群权利扩展并非无节制的,总是受制于一定的边界,在上限(民族国家共同体拒绝分裂)和下限(族群拒绝被同化)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民族工程学是族群事务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可行选择,确保族群权利扩展对共同体的边界冲击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边界与民族国家

边界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现代边界制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密不可分.这种建立在统一、独立和绝对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一方面使原本含混不清的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族国家之内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导致强制移民和种族屠杀行为的出现.在当今民族国家边界不变的情况下,应当积极承认少数族群的文化与政治自治.此外,超民族国家邦联这一民族国家的替代形式,也可以有效地协调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论语言变异对中越边境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的影响

语言是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中越边境跨界壮岱族群语言结构变异带动语言功能变异,文字变异导致族群认同意识的异向化发展,说明了语言变异是壮岱族群跨界交往心理距离变化的主要因素,这是由处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双向运动中的边境跨界族群文化一元认同向文化二元或多元认同的构建过程决定的.相对欧盟国家而言,广大在战后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跨界族群将因文化认同的异向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也因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的出现而使文化充满活力和动力.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     

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启了近代国家转型的艰难进程。这一转型过程在国家形态上体现为近代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建立,但其内涵却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近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报刊、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兴建及各类文化组织的创办和成长,逐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知识分子群体及精英阶层在公共文化领域不断讨论西方现代国家代议制、公民权利、民主宪政等概念,并通过报刊论战、集会辩论等形式讨论西方与中国国家形态的差异、国家体制与民族富强的关系,通过公共文化领域的公共传播机制,沟通社会各个阶层,并培育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以现代民主宪政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认同。这为古老中华民族从中古国家转入近代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认同:新疆政治文化转型刍议

实践证明:公民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有着天然的契合,政治文化转型有利于增进国家认同,而"民族政治文化"不利于国家认同。面对现代化、全球化、风险化的时代趋势,新疆传统政治文化面临挑战与危机。从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型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必然选择。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兴边富民背景下中越跨境民族农民政治认同研究——基于对广西海村京族的调研与思考

广西海村京族农民的政治认同行为体现在价值性认同行为和工具性认同行为两方面。伴随着国家"兴边富民行动"特殊政策的全面实施,海村京族农民依托多重身份,享受多重优惠政策,在巩固族群认同的同时,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不断强化。要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政治认同,应进一步加大对海村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支持力度,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海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和传承富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族群认同感的架构——少数族群文化保护初探

在现代化思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文化面临消失的危机,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文化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议题。以族群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大众传媒影响和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民族学校教育等渠道,增强族群认同感,可以达到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文化的目的。     

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

中国传统民族认同符号以华夏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形成一牢固的泛化政治文化秩序.在世界殖民体系的冲击下,华夏中心主义被动突破,导致了整个传统文化认同符号的结构性危机.中国先进分子从种族、文化、经济、政治四个方面,试图重新构建新的民族认同符号,形成一复杂交错的多元化态势.四种认同符号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最终无法构建新的民族认同符号.民族认同危机无法解决,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停滞与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