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儒家文化因素——以新政学系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派系,他们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一定影响.无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讲信修睦"的外交理念与实践,还是抗战前对日政策向"抵抗外交"方向靠拢,抑或抗战胜利前后保持中国主权完整的中苏外交谈判,一方面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意志,另一方面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主张中外交理念的独立性.儒家文化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虽然黄郛、张群、王世杰具体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不尽一致,但都能够以民族国家为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别于霸权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民族本位主义中间道路在外交上的体现.     

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儒家的"和而不同"与墨家的"尚同"主张分别对应协调型与服从型政治学。西周一元政治结构解体后,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认识到服从型政治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协调型的臣君关系。孔子"志于道",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创立了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墨家以"尚同"体制"行天下大义"的服从型政治模式,在其内部得到了短暂推行。孟子以人类同有的善性降低民众的修身难度,主张贤臣辅佐国君行仁政,实现"人和"之政治。荀子以人性同有之恶为前提,强调以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圣臣"大儒行政令教化。孟子与荀子均主张社会精英"从道不从君",君臣协调,共治天下。早期儒家协调型政治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北洋军人与外交近代化探析——以直系柄政时期的中日外交为例

一战后直至直系统治结束时期的中日外交活动中,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力量的部分实力派北洋军人,借助军阀派系政治独有的权力运用方式,以其对外交决策及交涉结果具有合理参与权和决定性影响力的独特身份,一度主动介入并事实上成为推动外交近代化的主体力量之一,诠释了近代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注重民意舆论的特性。     

北洋体系衰落下外交系在民国政坛的崛起

1920年前后,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确立了联美外交,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回升,颜惠庆、顾维钧等一批亲美派外交家的权势因此而得到了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北洋体系却在南北各军阀的纷争当中走向衰落,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威大为跌落,这就将外交对于国内政治的价值,亦即维护政权合法性的价值彰显出来。由是,外交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亲美派外交家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势力,时人遂冠之以"外交系"的名称。     

论意大利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互动

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发挥了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首先,意大利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最忠诚、最热心的支持者,维护和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意大利不可动摇的外交基石;其次,在路径选择上,意大利主张从政治、军事层面入手,实现欧洲统一;第三,意大利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力图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发挥了特殊的润滑剂作用;第四,意大利从对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参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促进本国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改造,提高了国际政治地位。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华盛顿和乾隆对中美两国及世界进程的影响

乾隆和华盛顿两人的政治遗产对中国和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英明有为的皇帝。但所谓的乾隆盛世,看似盛世,其实隐藏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华盛顿是美国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华盛顿开创了人类政治的新纪元。借鉴乾隆和华盛顿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我们应合理地进行扬弃。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民族主义政治思潮

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促使日本和平主义式微,在民族国家认识、评价近现代历史、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对美外交诸多领域民族主义升温.民族主义主张重新评价日本近现代历史,进而向传统日本回归,强化日本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批判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反对对美从属外交,反对全球化；提高大众的道德与伦理水平,部分批判西方价值观念,培养国民的乡土心与爱国心.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摆脱战后体制,恢复国家传统,日本要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甚至是军事大国.     

华盛顿和乾隆对中美两国及世界进程的影响

乾隆和华盛顿两人的政治遗产对中国和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英明有为的皇帝.但所谓的乾隆盛世,看似盛世,其实隐藏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华盛顿是美国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华盛顿开创了人类政治的新纪元.借鉴乾隆和华盛顿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我们应合理地进行扬弃.     

英国政府与广东开征二·五附加税

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自行开征二·五附加税,该税虽冠以内地税之名,实则等同于华盛顿会议所承诺之二·五附加税。国民政府此举引起了有关国家的强烈抗议。在应对广东征税行动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出于取消对英联合抵制、保护海关、中国内部政局大势和中外关系未来走向的综合考虑,采取了与他国完全不同的行动方针。初则极力主张公使团默许广东征税行动,继则撇开他国率先单独发表无条件承认华盛顿附加税并全面软化对华立场的声明。本文对关税会议后期到广东开征附加税之间的英国对华政策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为透视中国局势剧变年代的国民政府外交和英国对华政策提供了个案的解析。     

日本、中国与缅甸关系比较研究

冷战时期,日、中两国都曾与缅甸保持过传统友好关系,但是1988年缅甸新军人政权上台后,两国对缅甸采取了不同政策,因而导致了后冷战时期不同的对缅关系格局。1988年以来,日本对缅甸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缅甸的投资和贸易额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其一贯使用的外交工具ODA也呈下降趋势,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对缅外交受日美同盟外交、国内政治分歧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日本的缅甸政策定位模糊。相比之下,中国的缅甸政策目标清楚,政策执行富有延续性。在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上,中国国内各种行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导向明确,并成功利用了地缘、华商网络等有利的资源。     

论抗战初期蒋介石内外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激起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蒋介石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政策和措施,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

中国从巴黎和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尝试开始 ,到华盛顿会议 ,再到与各国的修约谈判 ,直至中英新约签署 ,顾维钧是惟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作为一名弱国外交代表 ,顾维钧领导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开辟了中国自主外交的先例。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 ,他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 ,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 ,更注重于基本原则的创树 ,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 ,并使整个交涉立于主动地位。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顾维钧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 ,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的一位主要开拓者。不平等条约废除 ,中国主权意义上的外交乃得以确立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顾维钧研究概述

顾维钧是 2 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外交作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著名外交家。他自 1 91 5年 7月就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始 ,在以后 3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 ,历经华盛顿会议、出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出使欧陆、驻节英伦、重返华盛顿等。一个又一个的外交岗位 ,无不表现出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干才 ,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对这位公认的“民国第一外交家” ,学术界有不少论述 ,据不完全统计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 ,国内 (含港台地区 )报章上共刊载研究他的文章 30余篇 ,专著 5本 ,回忆录1 3册 ,另有外交文牍选存一本。本文着重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     

公共外交时代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一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且也使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结构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重新塑造着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方式,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正在愈益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国际关系中来。以政府之间的互动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外交正在被不同国家民众之间,或者说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所推动和左右,着眼于赢得其他国家人民理解和认同的外交即公共外交正在成为一国赢得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外交因此上升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作为延续千年的文明古国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公共外交正在成为中国赢取世界理解、认同和支持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助推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健康发展,塑造中国有别于西方大国的新兴大国国家形象的战略部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崛起的成败取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世界主张能否赢得中国周边国家、其他大国乃至世界多数国家的理解、认同和赞赏,取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成败。     

陶澍外交观初探

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我国杰出的政治人物,他抱有以天朝大国为中心,奉行怀柔远人政策的外交思想,同时主张加强海防建设,积极防范外夷入侵;主张正当的商业往来,坚决反对鸦片贸易,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但仍然是走在同时代前列的政治家。     

甲午战败再反思

反思是一个民族觉悟的标志。今年是甲午战败 1 1 0年。轻视日本、政治上的二元体制、高层腐朽、主和避战和军队不堪一战是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反思甲午战败 ,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外交、军事建设将不无若干启示。     

从国际政治到世界政治--朝鲜核危机之六方会谈处理模式的理论意义

"9·11"事件后美国采取激进的反恐、反核扩散政策引起朝鲜的强烈的反应而诉诸核威慑边缘政策。朝鲜核危机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严重挑战和历史性机遇。中国积极斡旋而促成的六方会谈开启了政治解决的进程,这标志着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从国际政治(双边结构的权力政治)向世界政治(多边体制的权利政治)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