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教授在民盟江苏省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来之前就打电话,希望同大家见见面。到了杭州,哮喘病又发了。这样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几年来民盟工作我做的很少,1979年起,中央同志叫我把社会学恢复起来,责无旁贷。去年到广西桂林,和盟内同志见了面。1935年我在清华研究院毕业,36年到广西瑶山调查,跌坏了,就回到老家吴江休养。在这期间,我对农村进行了调查,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人类学。在船上一个月把调查来的资料整理出来,写了《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江村就是江苏农村)作为博士论文,外国人感兴趣。他们不了解当时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这本书把人类学研究从不发达国家引到比较发达的国家这是第一次,这是38年的事。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教书。解放后,1950年我把研究对象转到少数民族。随一个参观团到贵州、广西,实际上是调查研究。那里很复杂,许多情况不了解。1957年我回北京一趟,新西兰文化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我在场,其中有一个我在英国的同学要到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在20世纪前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改革遗忘的角落。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作为主力军的革命浪潮(30-40年代)、作为落后生产者的被改造浪潮(50 年代)和作为“二元经济”束缚者的解困浪潮(80年代至今)。这三次农民浪潮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逐步得到了尊重与维护。     

文学应着力关注“三农”问题

20 0 3年《当代》杂志发表了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 ,在文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一部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 ,再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 :贫穷、罪恶、苦难、无奈、抗争、沉默……据说作家夫妇是抛下了半岁的女儿 ,深入农村 ,历时三年完成这部作品的。单就这份胆识和勇气 ,我们应该表示敬意。这是一个作家的情感、良知的体现 ,这样有责任、有良心的作家已是寥寥无几 ;而这样深切的地表现“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的文学作品 ,在当前文学中也已经不多见了。值得沉思的是 ,…     

贺费孝通教授八秩大寿

半个世纪以前,伦敦书店的柜台上出现了一本新书:《中国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英国Routlege出版公司1939年第一版——译注)。不论普通读者,还是专家学者,都对该书作者的姓名感到十分陌生。实际上,他是一位年轻的中国民族学家,在最有名的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指导下度过两年的留学生涯后,刚刚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这位导师在为自己学生的著作所写的长篇序言中有如下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所著《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理论发展的里程碑。该书有许多突出的成就,其中每一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我怀着由衷的赞佩的心情,有时未尝不带有嫉妒的成分,阅读了费博士清晰的与令人信服的议论及其生动的与资料丰富的叙述”。马凌诺斯基当然不会料到,他对费孝通科研成果的这一崇高评价,20年后竟然变成说明年高望重的中国民族学家所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及其当代启示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了收集第一手人类学研究资料的新方法--参与观察法.他一生非常重视人类学田野调查,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文化的调研、墨西哥农民集市的调研等都是著名案例.他善于采用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调研社会制度的功能主义方法及其它多种多样的方法.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当代意义和启示是:(1)倡导一种积极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做一个守株待兔式的民族志者;(2)以功能主义方法来调研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3)坚守对学术求索之路的严格要求和自觉自律的人格品质.     

理性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读《农民主体论》

现代化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席卷世界的历史性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问题是,中国必须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人口众多,且主要是农民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国情。潘逸阳的新作《农民主体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立足这一国情,理性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成果。《农民主体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中国人类学重建十年——回顾与展望

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已有90余年的历史,关于这一点国内外都有过论述。(陈国强《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人类学研究》试刊号1985年;(美)顾定国《变迁之风》《社会研究》第54卷4期,译文见《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141期)中国人类学的重建也过去了整整十年(1981—1991)。本文拟对这十年人类学发展历程做一概述。     

建设“新农村”不是把农民留在农村——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彻底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

中国农民问题如此沉重,以致几十年来“新农村”概念一再被提起。本次新农村建设是否找到了它的正确方向?良好的愿望如何才能实现?新农村建设是以农民为本,还是以经济增长为本?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存在哪些薄弱环节或难点?中国农民问题这一次是否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专栏。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家里,或许“新农村”三个字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想,因为农民就是他们的父母或者曾经就是他们自己。历史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农民问题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人直接或间接面临的问题。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关于中国农民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欢迎各界踊跃参与讨论,表达真知灼见。     

斯大林的“短缺经济”思想

短缺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命题: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现象生产过剩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需求比生产(供给)增长得快,因而,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现象是短缺。当前,人们常常认为这一思想产生于60年代,是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提出的。然而,如果客观公正地说,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时间应该是1930年,提出者应该是斯大林。1930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指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

由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自89年12月28日至90年1月2日在中国北京召开。都市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林德夫妇倡导开展都市人类学研究,迄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许多国家在理论研究、资料积累,实践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中国,这门学科方兴未艾。从全球观点出发,人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紧迫地关心自己生存的空间与人类生命发展,延续息息相关的问題。诸如人口过剩、环境污染、生态失控、都市化的控制与干预,都市古老文明的继承和多元文化的发展等等。对此中外学者共同从都市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讨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相应的对策。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重文化关联的自然历史发展达到美好和谐的境界,具有深远意义。在中国召开这次会议表现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悠久的都市历史和独特的都市类型的重视,同时也是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的一个促进。从这种意义讲,这次会议在我国都市人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新起点。本刊特辟专栏刊载会议部分论文。     

农民:走出消费误区

经济体制改革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使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与改革前相比,农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据1994年《中国统计摘要》表明:1993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及年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1978年的8.8、8.96倍,绝对收入和绝     

敏感调查领域中的社会人类学——个案研究:阿根廷内乌肯省国家监狱

本文讨论了社会调查,特别是阿根廷内乌肯省国家监狱的人类学调查中所涉及的一些方法论和道德问题。传统人类学凋查应该与一系列更多的预防措施相结合,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调查领域,必须在所涉及的各方——囚犯、看守、当局、法院人员和囚犯的家庭——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几乎永远处于不稳固状态的平衡)。特别需要注意囚犯之间、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关系,以使既有的紧张关系不至于恶化。同时,不倾向于其中任何一方很重要,因为调查的目的是尽可能与所有各方保持真诚开放的对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者不能对犯罪、无视囚犯权利或者反复剥夺这些权利保持一样的道德立场。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领域,而调查者必须划出他们自己的立场,在保持交流渠道畅通的同时保持与各方的独立,以使调查顺利进行。     

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亦可译为生物伦理学)是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首先使用并给生命伦理学下定义的是美国人波特(Potter)。他认为:“生命伦理学是利用生物科学以改善人们生命质量的事业,同时有助于我们确定目标,更好地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因此它是生存的科学,有助于人们对幸福和创造性的生命开出处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大学伦理学教授J.P.蒂洛(JACQUES.P.THIROUX)在他著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生命伦理学包括了下列医学问题:治疗垂危患者、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行为控制;人体实验和书面同意:遗传学、授精和生育;孕期卫生保健及其费用;人口和节制生育、流产及绝育;紧张的医疗物资的分配、器管移植和血透析:医疗中的说实话和保密。简而言之,生物伦理学关注最广义‘治疗’问题,即不仅讨论医学意义上我们如何治疗病人,而且讨论特别是在事关疾病、伤残、垂危和死亡之时我们如何对待作为我们同类的人,如何同他们交往。”     

从实求知 志在惠民——读周庆生《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

正2009年,我参加了在中国云南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非常有幸地参加并聆听了语言人类学的思辨与交流。会后,更是运气地与周庆生先生所在学术讨论组一起体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同时有缘结识并向老师求教关于双语研究的最新动向和研究心得。六年后的今天,摆在案头的是周先生修订并整理的近50万言的大部头著作,《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绝不是为了课题结项应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探讨农民战争与封建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于1981年10月6日至12日,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市)的八十三名史学工作者,围绕着农民战争与封建经济的关系和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深入了一步。 农民战争与封建经济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史学工作者着重研究的一个课题,本届年会许多论文就这一问题作了探讨。     

中国的农业调整：问题与机会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Ｊｏｈｎｓｏｎ,1997)中指出,农业产量的提高对于经济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仅当农民生产的粮食多于他们自己家庭的需求时,才可能有城市出现。城市的食品供应依赖于农村,同时,农村也是由城市生产却未被城市居民所消费的产品的市场。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从80～90%的人口依赖农业生活的局面开始转变不过是不久前的事———在西欧大约是在200年前左右,而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大约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有则谚语说,“干得好,招烦恼”。这则谚语当然适用于世界上的农民。农民提高产量的一个结果是:产量增长得越…     

社会人类学产于西方,就离不开西方么?

社会人类学自问世起就与一种全球过程相联系。这过程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西方扩张越出了欧洲界外,二是说欧洲以外的地方受了西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逐渐西化。人类学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两种需要。一方面,欧洲新出现的民族国家中留存着村落社会和族群群体,他们的风俗习惯需要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对于欧洲以外的民族,西方既然要与之通商、驻兵或传教,就得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人类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面临一个问题:它那套收集前文字社会资料的基本方法——参与式调查,既然是西方所产,便一定只能为西方所用么?作者以为不是。他指出人类学当初所以成长为一门学问,就在于它能够放眼他方,摆脱欧洲的旧框框。今天的西方早不是16世纪的西方。作者将其定义为四种因素的合成。世界的西化于是即可视为其中一种或全部因素的扩张。所以今日人类学的处境与当年已大相径庭。人类学自出生以来所经历的蜕变、所开辟的天地证明它能够创建一种超文化的眼光,再不以某一特定的文化为观察全人类的坐标。社会人类学不再与其出生地西方的利益血肉相联。这门学问既不日薄西山也非危机重重——虽然不少人类学家倒真是面临此种危险。     

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一生是跟中国农民社会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他在其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主张"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以此来解决人类学作为一种职业的应用性问题,并由此将一个农民社会的问题升华成为一个文化的问题.在费孝通看来,只有一种文化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此种文化才是有益于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的,由此人成为了文化的中心,而不是抽象的文化在主宰着人.对于世界的文化也是如此.因此,文化自觉不是文化对立而是文化之间的融通与相互的欣赏.     

中国宗族再研究: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观点

<正>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研究的是文化生态学,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探讨。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实地调查。因此,我和我的夫人华若壁(Rubie S.Watoon)在香港新界农村住了三年,调查研究那里的宗族关系,我研究新田村的文族,她研究厦村的邓族。下面拟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中国宗族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我本人与研究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许多学者都有密切交往。最近我要出版两     

人与社会再生产:从《生育制度》到实践理论

翻开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刊之费孝通旧著《生育制度》,扉页上记着我购书的日期:“1984年10月31日”。十多年前买这本书时,我还是一个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当时购买费著的冲动,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拉我进了人类学之门,而费先生的诸多作品则使我初步贴近了社会人类学的解释体系。与《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等书一样,《生育制度》所提出的理论在当时曾给予我深刻的印象。现在,我的社会区位处境已经与十年前十分不同了。1987年我前往半个世纪以前费先生曾就学过的伦敦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直到1994年我才来到北京,在费先生创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近日从头到尾重新翻阅了这本书,我发现以往的理解局限于书中的内容,没有领略它的学术定位。在西方人类学作品的汪洋中漫游多年之后,回到费先生的世界中来,我增多了许多广泛的联想,而几乎无法把精力集中在文本范围之内。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