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向城市保护神的转化

唐宋时期,佛教神灵毗沙门天王护城保民的特性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其流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保护城池的重要神灵。随着它在民众中盛行程度的增强,其所具有的功能不断拓展,从掌控生死、消灾去病到驱除鬼魅、送子迎福无所不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佛教在唐宋时期的中国化、世俗化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与毗沙门天王的原始身份以及当时北方城市战乱频仍密不可分。     

《大唐西域记》与唐代中原、西域的文化互动

唐初洛阳僧人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一书,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其中关于新疆于阗政权的毗沙门天王和金银大鼠的记载,被隐居嵩山的书生李筌加以改造,写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书中,使毗沙门天王在唐代演变成中国的战神,形成一种军礼制度和军事文化.关于"烈士"协助隐士求仙失败的故事,启发和促使了唐代类似题材小说的创作.这体现了该书所传达的西域文化对唐代中原文化的濡染和渗透.     

阿尔寨石窟第31窟毗沙门天王变相图释读

阿尔寨石窟第31窟窟门南侧西壁有一铺毗沙门天王变相图,该铺壁画的内容包括毗沙门天王尊像、毗沙门天王征战、明王护法、奔马猷宝供养、上师说法等五部分.毗沙门天王是佛教护法四大天王中的北方护国天王,其造像最早可能出自汉唐时西域强国于阗.阿尔寨石窟壁画的毗沙门天王人物造型同唐、五代壁画人物造型基本一致,具有中原传统绘画的特点,但与唐、五代敦煌画像有所不同的是毗沙门天王手持标识物和天王周围人物布局起了很大变化.毗沙门天王变相图反映了在蒙古贵族东征西伐的背景下,祈求战神毗沙门天王的保佑,表达对战神的英雄崇拜和信仰;同时,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蒙古贵族对财宝的需求也越来越膨胀.对战神、财神的崇拜集于毗沙门天王一身,在天王尊像手持物中得到体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图像中蒙古族形象民俗学资料及第32窟提供的回鹘文"四天王赞"可以大致判断,第31窟毗沙门天王变相图中上师说法的场景,可能是八思巴字创制之前一次关于藏传佛教重大佛事活动的场面,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特征.征战图像中的骑士和上师说法的人物着装均为蒙古服装,与唐、五代毗沙门天王眷属所着汉族宽袖裙福不同,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民族特征.这些特征表明,这是一幅蒙元时期创作的作品.     

“八天神”图像之误读①——关于丹丹乌里克壁画残片的释读

2002年由中日两国专家组成的丹丹乌里克学术考察队，对一座废寺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中，有一队骑马托钵者图像，对于图像的解读，始于学者对一块壁画残片上存有的于阗文题记的释读，认为这种骑马托钵者正是题记中提到的“八天神”。笔者通过分析认为这种解释可能是误读。     

宗教与治道——唐代对宗教的规制

自从宗教信仰在魏晋南北朝勃兴以后,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世俗的治道,是有效维护政权的重要举措.唐王朝鉴于宗教信仰在功能取向上有着极强的社会性,在确立的治道核心内涵的下,以惜民、崇礼、尚孝、以德化俗的教化理念对宗教组织与信仰进行了规制,确立了宗教隶属于政权,促成宗教信仰外在的超越性的弱化.     

生态城市系统中的宗教场所规划设计

生态城市是经济、社会、自然高度协调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宗教文化是促进城市生态整体和谐不可忽视的资源.宗教场所的规划设计是中国城乡发展战略规划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必须注意提取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积极的文化因素,坚持文化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内要系统分析其所属的宗教文化脉络,对外要适应其所处的地区和整个社会对时代文化的需求,作整体策划和规划设计.     

将哲学与宗教分开:斯宾诺莎思想的两重性

将哲学领域与宗教领域彻底分离是斯宾诺莎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哲学占据认识领域,以求真为目的,宗教占据实践(对宗教信仰的践履)领域,以求善(幸福)为目的.二者彼此独立,互不僭越.他的<神学政治论>中的神是宗教方面的,因此是一个终极概念.在<伦理学>中,他既不把神理解为有人格的神,也不把神理解为事物的超越因,他只是用它来补足哲学实体的本原性和能动性.在宗教领域,斯宾诺莎是一个宗教家和有神论者,他对传统宗教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造,把宗教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因此堪称为宗教改革家.     

唐代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之比较研究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宦官成为左右中枢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宪宗元和年间基本确立的枢密使制使宦官参政合法化,德宗贞元年间确立的神策军护军中尉制则标志着宦官对中央禁军领导权的最终确立。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也因此成为最有权势的宦官,被合称为“四贵”。他们在唐后期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极为引人注目。     

人与神──中西宗教精神之比较研究

中国宗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一种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中国宗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非 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第二，在神灵体系上，中国是多神论；基督教则是典型而且严格的一神 论。第三，中国宗教认为人性本善，在道德实践上强调“人皆可为圣贤”；基督教则以原罪论为 其基础，强调人性的不完满，在道德实践上追寻上帝的启示。第四，在对人生的关注上，中国 宗教追求现世苦难的解脱和现世幸福的获得；基督教则追求彼岸的幸福，强调对现世苦难的忍 受和顺从。第五，中国宗教以人为中心，强调依靠人自身的努力得到解脱，对神采取功利的态 度，可称之为“役神”；基督教则以神为中心，强调神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意志的 体现，以荣耀神为人生的使命，可称之为“敬神”。     

唐代岁时节庆中的公共宗教活动

随着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唐人欢庆活动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而宗教节日的活动也在向世俗化发展。唐人在传统的和宗教的节日习俗中的公共宗教活动展现了唐代城市居民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     

教团自治与国家控制:唐代道官与道教管理

道官是古代政权为管理道教所设的一种特殊官职,而道官制度是古代政权在道教管理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对于实现政权对道教的宏观管理和协调政教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唐代的道官制度继承前朝,在道教管理实践上趋向成熟,同时在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趋势下,政府不断加强对道教的宏观管理,道官也逐渐沦为世俗政权的卑微附庸和御用工具,日益呈现世俗化和官僚化的发展趋势.     

毗沙门天与鼠

本文从毗沙门与鼠二者的关系出发,分析在古印度作为财神象征的鼠与财神毗沙门天的联系,进一步探讨在于阗作为本土崇拜之神的鼠对推动毗沙门天信仰的作用,以及在敦煌及中原毗沙门天与鼠的相互关系。     

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唐代城市商业经济有着较快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城市中各个阶层虽然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不太一致,但逐渐密切是共同的发展趋势。城市中的消费水平有高有低,既有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高消费,也有普通工商业者衣食丰足的消费,更有普通市民的低消费。因此表现在消费结构上,不同的消费水平其消费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也各有其特殊性。     

中国狱神庙现象中的法律与宗教关系略论

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是宗教学、法学领域不可回避的命题,但以往的相关研究忽略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狱神庙现象的存在及其学术价值。为此,以狱神庙为案例,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着手对其进行探讨,不仅必要,而且颇有意义。在以"神道设教"为特征的传统中国政教体系中,作为具有同构性质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宗教与法律之间,不仅是一种相嵌互动的一体化关系,而且在维护世俗政治、神圣权威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的目的上,两者经常进行共谋协作,并从相互支持中获得互惠。同时,狱神庙现象的普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特征。     

宗教对话与宗教他者

本文通过分析基督教思想界已经存在的主要关系理论,梳理它们与宗教他者的关系,从而阐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真正合适的关系是什么:基督教需要完全地确立起其他宗教的他者身份,任何排斥、包容、驯服、扭曲宗教他者的模式、态度都不利于宗教的和平以及基督教信仰中爱之核心的表达。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

源自唐代、涉及景教的文献寥寥无几，其中最珍贵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约莫不过两千字。然而，这些许文字却能成为解读历史的线索，如果将它们“放到当时社会的大气候和中西关系的特定环境中去考察”(林悟殊)。     

唐代景教的本土化策略——以词语释义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景教经典充满儒道释味,虽然不乏一些介绍景教借用其他宗教词语的文章,但很少有人去仔细甄别这些词语的来源,更不用说分析这些词语在景教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从词语角度出发,选取了唐代景教文献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宗教核心词语进行考察,重点分析这些词语的来源,以期探讨这些词语对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本土化策略中所起的作用.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论儒教的宗教性质——《中国儒教论》前言

《中国儒教论》意在通过儒教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来揭示宗教的本质,进而阐明儒教的宗教性质。宗教的本质特征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神的信仰。而神,乃是超自然力的化身。至于这种化身取何种形象,则要以具体情况而定。     

论宗教哲学的进化论范式

本文考察了近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机械论范式带来的理论困境,提出了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范式的新的宗教哲学的发展方向。这一新的解释模式首先需要对进化论本身加以正确的理解,同时需要从进化论的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视角,用中西宗教文化比较的材料,对“神”的观念和祖先崇拜的起源,以及宗教仪式和宗教语言的性质等宗教哲学的基本问题,作出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