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寻找国家”: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

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情感认同,强调超大族群共同体认同的合法性及其作用。国家整合通常要求放弃族群特性,使族群文化边缘化。这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下,蒙古精英的国家认同及其行动面临多重选择和困惑,表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文章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概念、近代汉族精英的民族主义话语以及近代汉人崛起的背景出发,讨论和分析了当时蒙古精英的叙述结构、国家认同及其行动,展现其复杂性、独特性,以及因此出现的国家与地方危机。     

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从民族意识之培养到民族国家之建立——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民族主义思考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对国人之民族意识善的考察入手的.他把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视为国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进而认定其为近代以来民族建国运动屡遭挫折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旨在通过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实现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张的有关思考及其构想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民族国家的总体取向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于,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易向国家主义滑落.     

“小说界革命”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难的局面,为宣传救亡图存思想,迫切需要一种文艺形式唤起人们的爱国意识。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契合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社会整体心理,一时间如晴空霹雳给小说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借助小说“变易风俗”的作用,中国人从“天下”想象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自此,中国现代小说都有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并在作品中构建出一个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蓝图。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现代性品格

讨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现代性问题必然会牵涉少数民族电影与中国现代性、少数民族电影与电影现代性、少数民族电影与少数民族（族群）现代性等三个层面的关系。在媒介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广大电影工作者实际上无法避开现代性的视域来完成少数民族文化的电影表达,因而,放下传统／现代、国族／族群、我族／他族的对立思维,在一种平等对话中完成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基于此,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必然前景开阔。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天下观”:中国单一制选择的历史基因

一国拓展和确定其疆域边界的依据深刻影响着一国宪法体制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当代中国根据历史传承天下观,形成了统一中华民族认同,并以此人群范围划定了国家的地理疆域。中国历史上,天下和国家常在同一意义上被混同使用;但天下并不以既定地理疆域为界,它随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扩展,并随之将国家权力贯彻到所辐射的范围之内。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构建逻辑是教化。故此,天下在疆域边界的扩展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这是我国当代选择单一制的历史基因。     

“文化天下”,与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的另一种可能

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争夺以及扩张,暴露出民族主义的缺陷.近年来,反思民族国家理念、重提“天下理论”的观点悄然兴起,这意味着塑造中国形象的语境发生明显变化.在“天下”从地理意义向政治共同体转换中,民心构成了其合法性的基础,多元共生成为具体形态,道德价值更为之提供了超越的信仰维度.这些都需要电影等大众叙事媒介充分展现,确立起文化意义上的天下形象.     

“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

"天下"这个术语既有自己的历史演变,又有文化哲学的意义,"天下"不仅仅有地域和空间的含义,而且也指涉着形而上的道德建构意义。对"天下"历史含义进行梳理,可以明确"天下"意义的衍变不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宇宙构想、道德信仰、自我认同,而且彰显了近代中国社会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衍变的历史过程。同时,"天下"宇宙观的消解打破了中国人一统天下的时空观念,"儒教中国"正日益失去其活力,民族国家的意识正日益增强,从而为新时代的"天下"观增添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内容。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现.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昨天与今天”笔谈

〔主持人语〕安德森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想象并非是虚构的东西,所有比居民面对面接触的单位(如村社、部落)更大的共同体一开始都是想象的,但在生     

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70年代,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导引下,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抽象化、工具化与符号化的过程,其政治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其主体意识则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1980年代以降,众多学者试图在阐释中使乡民艺术返归乡土语境,多维度的解蔽努力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重新焕发生机。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