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百济人祢军墓志

《祢军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近出陕西西安。墓志一合,志盖阴刻篆书4行,行4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四杀饰以几何纹样。志石高广59cm,厚10cm,四侧竖面阴刻蔓草纹。志文凡31行,满行30字,共计884字,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祢军,百济人,事迹散见于《三国史记》及《日本书纪》,未成系统,本志有简传性质,可补史阙。     

北宋任布家族世系与婚姻初探

任布家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这些家族墓志保留了任布家族成员的信息,记载了家族世系、兴衰和婚姻等内容.共有七方墓志,分别为任布之子三人,儿媳二人、孙一人、重孙一人.通过对其家族墓志研究分析,既可了解任氏的家族世系,补史之缺,又可以大致梳理出任布家族从后唐到北宋徽宗年间由盛而衰,复盛复衰的发展脉络.此外,通过任布家族婚姻情况和兴衰史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一个家族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

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罗维明一、墓志在古代文献中的概况《文章辨体序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据此可知：墓志乃指刻于墓碑的文章,用来记叙死者的生平和家世。它既可请人捉刀亦可由死者家属自撰。古代的墓碑又可分为两种...     

反阉党斗争的赞歌——评《五人墓碑记》及其他

张溥(1602—1641)的《五人墓碑记》,从标题上看,应该归入“墓志”类;但实际上与传统的“墓志”文很不一样,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方法,都表现了可贵的创新精神。封建社会的“墓志”,一般是为达官贵人或其亲属写的。其内容是“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罗列所谓“德善功烈”和“学行大节”;实则以“谀墓”为旨归,多夸诞不实之词。既符合事实,又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汗牛充栋的墓志文中所     

宦官家族的建构与唐后期政治研究——以宋国良家族为中心

唐后期出现了许多宦官家族,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史籍对其缺乏记载,致使其世系及事迹皆湮没无闻。新出土的《宋国良墓志》十分重要,通过这一个案不仅可具体探讨宦官家族的世系、婚姻、信仰及相关史实情况,并对唐后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泾原兵变、讨伐淮西李希烈、平定西川刘辟以及神策军京西北诸镇设置等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助益,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补充史籍之疏漏。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唐代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

新近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土拉河东岸出土的汉文《仆固氏墓志铭》,保存完好,内容重要,有助于厘清史书记载十分模糊的回鹘"外九部"之一仆固部的世系问题。关于该部世系,两《唐书》仅列出三世,即歌滥拔延→乙李啜拔→仆固怀恩,而且张冠李戴,混乱不清。根据墓志,结合史书的相关记载进行排比,可知应历九世,即歌滥拔延→思匐→乙突→佚名→设支→曳勒歌→勺磨→乙李啜拔→仆固怀恩。仆固怀恩生年,史书虽未载,但依据新出墓志及有关史料,可推定在716～718年之间。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南北朝后期东亚的政治格局及其重构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略析百济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百济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百济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百济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百济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系统的原始信仰或百济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一套独具百济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     

唐代黑齿常之字号及生卒年新考

黑齿常之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边关大将,原为今韩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派遣邢国公苏定方率兵侵犯百济,百济战败,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当时,黑齿常之在本国任“达率”之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唐代的刺史;一说相当于唐代的兵部尚书,在百济属二品官),也随降来到了中国。     

宋金保安军小胡等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

宋夏对峙时期，北宋王朝在缘边地区组织了大量的党项熟户诸部民众与西夏对抗，保安军小胡等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金夏相争之际，他们归顺金廷，仍然驻守德靖寨一线，屡建功勋。近年来陆续发现保安军小胡诸族碑碣资料，涉及胡公部家族部落和其他部落的世系源流、戍边军事活动和一部分新见党项姓氏，对宋金时期西北边境部落蕃兵的组织机构、职官设置、征战历史以及陕北古代民族史、战争史、文化史等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北宋苏颂撰王田墓志考疏

北宋苏颂撰文的王田墓志志石出土于郑州市上街区马固村附近的王氏祖茔,现存马固村王氏祠堂,志文详细记载了志主王田的世系、仕宦经历、子嗣、姻亲等情况,是研究北宋官员王田及王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依据出土墓志文,综合运用其他文献,不仅可以校正传世王田墓志文的文字错误,还可以纠正其中一些术语、人物系衔的错误和正史记载的相关错误。墓志文中关于王田参加"锁厅试"的记录,说明宋人对锁厅试含义概括存有的漏洞,"锁厅试"不仅是现任官员而且也是部分官员子弟谋取功名的特殊途径。王田墓志文中所记案例说明北宋的恤刑思想和援法断罪、罪刑法定原则在州级司法活动中有所运用,宋朝州府一级长官与幕职官在判案过程中有研讨和争论,并有统一思想从而作出判决的过程,这些都表明幕职官对州府长官司法权力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墓志文中记载的关于王田家族的婚姻关系,也揭示出王田家族同官宦之家和取得功名的新贵联姻、借以巩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婚姻价值取向。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北朝墓志的活体文献价值

《张海书法艺术馆馆藏石刻选》收录北朝墓志17品，多为新出土的墓志，时间跨度长达48年，是创新研究北朝中晚期历史文化与“魏碑体”书法的重要活体文献。所收元氏墓志2品最为珍贵：《元嶷墓志》字数长达1389字，是《魏书》《北史》记载的近14倍，可极大丰富、提升对元嶷及其相关时代、人物、事件与相互关系的全面性认识；《元世■墓志》所记远较《魏书》《北史》为详，体现了北朝后期墓志溢美过实特征。其他如《于彧墓志》《穆良墓志》《尉僧仁墓志》《和伏生墓志》等北朝胡姓墓志，对研究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历史，《张斌墓志》《王茂墓志》《尧奋墓志》等对研究北朝世族史实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活体文献研究价值。《尧奋墓志》和《独孤华墓志》为北朝鸳鸯墓志，也有着特殊的珍稀收藏、研究价值。     

新出文献与先秦“世系”类材料的流传

新出文献为讨论先秦时期的“世系”类材料提供了绝佳的视角。“世系”类材料由“世系”类文献、资料组成。祀谱、颂扬是“世系”类文献的流传主体。祀谱类“世系”文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记录着祖先名号、功业及宗族权力的代际传承。颂扬类“世系”文献较祀谱类更进一步，将地缘因素纳入视野。经过系统整理，“世系”类资料被纳入成篇的文章，从中可见不同地域、不同姓族的地缘、血缘间相互串联，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族群世系。宗庙祭祀中追溯祖先系谱以确认自身位置是“世系”文献流传的原初动力。在周代宗法社会情境之下，因其作为贵族子弟的教育材料而成为社会共同文化背景，“世系”类材料被经常使用在宴饮会盟、臣下进谏、著书立说等不同情境。以清华简为代表的楚竹书“世系”类文献在楚地的整理、流传亦体现出“多闻善败以鉴戒”的叙事主题。     

辽史外戚表补证(续)

阿古只族系中,安团至少当有二子,只是史无明文。现在除陶瑰这一支外,见于记载的,还有肖排押等人,依次分叙于后。肖排押,《辽史》卷八八有传。谓排押“字韩隐,国舅少父房之后”,统和初为左皮宝详稳,一生经大小数战,颇多智略,历南京统军使、北南院宣徽使、东京留守、北府宰相,封幽王。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但有关材料均未言排押有无子女,而其父祖也未述及,就已有史文看,对这一问题似乎不易解决。出人意外的是,一九七○年冬在辽宁省北镇县龙岗大队发现了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二子耶律宗政、耶律宗允的墓,并在耶律宗政的墓中出土了“秦晋国妃”墓志,这对于补排押一族世系有莫大帮助。现将有关排押族系部分,摘引如下:     

墓志异名考释

墓志作为一种纪念死者、赞颂功德的幽埋明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漫长。墓志的质地和志主身份各异,墓志文体及志石形制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异名,情况复杂,但实质基本无别。其产生原因和丧葬的产生与志墓习俗、墓志进程的阶段性、形制的不统一性及志墓材料的不同、封建社会中官僚贵族礼仪制度的需要及歌功颂德的驱动、儒释道文化的共存、墓志文体和形制的连用有关。     

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西晋墓志的意义

<正> 自清末以来,迄今出土的西晋墓志(也叫“墓志碑”)有20多块。本文拟通过整理每块墓志,分析其共同的特征,从而考察西晋墓志的意义。西晋墓志的形状特征为碑形,可细分为(1)圭形。(2)圆首。(3)方首。与东汉的墓碑相比,西晋的墓志是置于墓室之内的,而墓碑则置于地面上。西晋的墓志一般高度为40～60厘米,最高的华芳的墓志为131厘米,与高度多为2米以上的汉碑相比,可称得上是小型的。从刻文方面看,北魏的墓志已定型化,具有题(题额、标题)和散文式的志(序)、韵文式的铭等一整套墓志铭的书写方式,而西晋的墓志却尚未     

东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宗子世系辨析

宗子世系是孔子家族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晋以前孔氏宗子在鲁郡。晋室南渡,孔氏宗子随之避地江左,世袭封爵以奉祀孔子。宋齐梁陈亦皆有封授孔子后裔爵位的举措。北朝自北魏历北齐至北周,也封授留在鲁郡的孔子苗裔爵位,赐给封邑。于是中国南北分裂造成了孔氏的南、北二宗。现存典籍中却有三个孔子宗子世系,分别是东晋南北朝正史记载的南宗世系、北宗世系和孔氏家谱记载的北宗世系。正史中世系残缺不全,宗子名字、血脉多不明。家谱中世系则一脉相传,不绝若线,完整无缺。两者有差异,有抵牾。前者源出宫廷档案,亦符合南北朝历史背景;而后者源出北宋中期孔氏族谱,对晋南北朝正史中宗子多视而不见,且有作伪嫌疑,当是"层层累积的宗子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