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与湖南新学

本文通过时务学堂创办过程陈宝箴对湖南新旧势力的态度、陈宝箴与梁启超在目标与做法上的差异，去探讨陈宝箴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认为：陈宝箴在湖南对维新运动采取相当开明的态度，但又不赞成康、梁变法改制的思想，并对之严加批评。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从“私箴”看宋儒的道德修养

箴是一种用于警示与劝诫的文体。箴分为官箴与私箴，前者以君主和百官为规劝对象，后者以作者自身为警示对象。从宋代私箴中可以看出宋儒所追求的道德内容及其实现途径。宋儒注重内心涵养，通过诚、敬养心，并以内省来思过改过。与此同时，宋儒非常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所提倡的道德。宋儒的道德修养是这二方面的结合，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信息替换、风险替换和制度--信息意义上的制度诠释和形式化

本文以风险-风险消解为线索,以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和基本方法考察了制度的信息含义,并探讨了它在风险消解-分工演进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本文也是将制度因素模型化和形式化的一次尝试.     

评陈宝箴两封未曾发表的家书

本文首次披露陈宝箴两封鲜为人知的家书；本文透过家信对陈宝箴的人品进行了评述。     

“挖”“掘”的历时替换及其相关问题

"挖"和"掘"在汉语史上存在着竞争替换关系。"挖"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用例逐渐增多,在《老乞大新释》中已占据绝对优势。由此可大致推断,18世纪中后期,"挖"已取代"掘"成为通语中"挖掘"类概念场的主导词,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现代汉语。     

陈宝箴与湖南矿业近代化的发端

1895年10月,开明官员陈宝箴受命就任湖南巡抚。他凭借政治强力,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陈宝箴以优先发展矿业作为兴湘首要之策,大力倡导西法开矿;到1896年,随着近代矿山企业的稀疏出现,湖南逐渐形成了以矿冶业为主体的近代企业体系,经济近代化开始启动。湖南的经济近代化属于典型的依靠政治强力自上而下启动的后发型区域性近代化。     

从《国语》所记“箴谏”活动看西周春秋的君臣关系

《国语》有大量内容记载臣子对君主的“箴谏”活动。这种箴谏活动,是以言说的形式对君主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和规劝或分析和建议。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箴谏活动中,《诗》《书》和所谓的“先王之制”及“古语有之”等传统资料被用作论据,臣子据此要求君主遵守礼制,加强德行修养,以为民（贵族）服务,由此对君主权力形成了较为强势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有关春秋中后期的箴谏活动中,臣子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博弈的理性分析,晓以利害,提出建议,供君主选用,更多地表现了臣子对君主权力的辅佐和维护。从这些箴谏方式的悄然变化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政治所具有的等级贵族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权力的增强。     

“隅／角”历时替换小考

表示“角落”义的词语,在上古汉语中主要用“隅”,现代汉语中用“角”。这个交替过程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文详细考察了从上古至中古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从中寻绎“角”替换“隅”的发展轨迹:在先秦时期用例极少;西汉也甚为零落;东汉魏时期才逐渐多起来;占据绝对优势则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南方与北方均较多使用,尤其是北方口语文献中“角”已代替“隅”完成了历时替换。     

再论“也”对“亦”历时替换的原因

李宗江先生《“也”的来源及其对“亦”的历时替换》前半部分对“也”的来源讨论较详，后半部分对“也”、“亦”的历时替换谈得很简略，只从出现频率的发展状况得出“也”、“亦”完成替换的时间应是元初，未能解释“也”能替换“亦”的原因。本文针对这一论证尚不充足的地方展开深入讨论，通过比较“亦”、“也”各自所在句子的形式及其谓语结构类型的历史发展状况，指出：表层语法形式的精密是“也”最终取代“亦”的根本原因。“也”字句为什么有这些发展呢？这跟“也”的口语词性质很有关系，因为它在口语中习用，而口语的发展比书面语快，口语中的一些新词和新的结构形式必然会先与“也”字句结合，再影响到书面语中的“亦”字句。随着白话势力的强大，书面语渐渐由文言文变成白话文，“亦”也渐渐失去了地位。“也”字句发展基本成熟、“亦”字句停止发展是在宋末元初，正与李文所说的替换时间相吻合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补说

本文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在前人基础上对表示进入义的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作出进一步补正,认为表示实在意义的进在历时发展中逐渐替代了入;而表示抽象意义的进入时,进对入的替换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少数组合中的入可被进替换。     

常用词“翁”对“叟”的历时替换

表示年老男子的"翁"和"叟"之间存在历时替换关系。先秦时期,"叟"已引申出"年老的男子"这一义项,"翁"在两汉时期才出现这一义项,从先秦至两汉,"叟"是表示年老男子之义的主要词语。从魏晋至唐宋,"翁"和"叟"在用法上基本相同,两者长期并存,是同义竞争关系。到元代,"叟"常出现在散曲及杂剧中,而"翁"在更多类型的文本中出现,后者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前者,元末明初,"翁"对"叟"的历时替换基本完成。现代汉语时期,表示年老男子的"翁"和"叟"被"爷"和含"爷"的短语取代。自身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与元明时期文白兴替的语言潮流是"翁"取代"叟"的主要动因;此外,"翁"替换"叟"可能与同音词有关。     

“梳”、“篦”对“栉”的历时替换考

在穷尽性调查古代重要典籍文献中表"栉发用具"意义的名词"梳"、"篦"和"栉"的使用频率的基础上,对其替换情况进行描写和分析,从而指出:先秦文献中只有"栉",不分其齿粗细疏密,隋唐时期"梳"替换了"其齿大而粗的‘栉'",元代以后 "篦"替换了"其齿小而密的‘栉'",最后还对由此而引发的一些问题略加分析.     

论箴体的生成及其文体意义

箴体产生于规谏活动之中,这一文体具有很强的规诫意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虽然远离了规谏活动,但大都依然保持着规诫性质。箴体最初是大臣用来规谏君主的一种方式,魏晋以降箴体的撰作主体与规谏对象均发生变化,箴体也分化为官箴、私箴与咏物箴。这一演变表明箴体参预现实的功能得到加强。随着创作主体及规谏对象的渐次变化,箴体由最初的韵语文体向散文转化。同时与箴体性质相近的还有戒体、规体。规体始于元结《五规》,最初是以散文形式流布的,规体也有以韵文形态存在的,如《弟子规》。早期的戒文分为自警类的韵语戒文和家戒类的散文式戒文,自警类的戒文是撰者对于自身所提出的警戒,家戒主要是家族长辈对晚辈提出的戒告。后世戒文除这些形式之外,还出现了下级对上级及平辈之间进行戒劝的形式,此外还出现物事戒文。     

“子敬箴”与伴宇右卫门书信的再发现——试论朱舜水与山鹿素行思想互动的可能性

朱舜水为山鹿素行所作的“子敬箴”不仅体现了箴言的规劝之意,还显示出二人在“性善”问题上的分歧。山鹿素行写给伴宇右卫门的书信也证实了二人间的思想分歧,甚至山鹿素行在信中将朱舜水斥之为“俗儒”。加之《答安东省庵书》和《与安东守约书》的参照比较,可以更加肯定地认识到二人思想互动可能性之渺茫。通过朱舜水与山鹿素行古学互动可能性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对明末中国儒学的冲击,明确儒学在东亚传播的普遍性及日本儒学的特殊性。     

常用词“开、辟”在“开阔”义上的演变替换

单音节词“开（開）、辟（闢）”经过词义的引申发展,都演变出“开阔”义;且“开”产生词组开广、开阔。近代汉语 后,“开”表开阔义多用双音词组,单音节仅口语中少有;而“辟”表开阔也逐渐被双音词组“开阔”替换。现代汉语中,“开阔”凝 固成常用词。文末分析了演变替换的原因。     

严肃的面孔和调侃的笑容──汉代颂箴及戏谑文杂议

汉代文学形成了大体明确的自然分工,颂和箴服务于润色鸿业以及讽谕,而戏谑文则主要用于娱乐。随着时间的推移,颂体的表现对象不断扩大,而创作箴体作品的风险也在增加。戏谑文是君臣、主仆、发育正常的人和生理缺陷之间的调侃之作,也有的是自我解嘲。戏谑文多为主客问答体,注重形体容貌描写。戏谑文有时也和政治功利挂钩,或者因误读而脱离政治功利。     

两汉的箴体文创作及其文学成就

两汉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各种文体逐步定型、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重要时期,"箴"体文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由于其较强的实用文体性质,长时间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然随着文体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古代实用文体进行细致的探讨。两汉时期的箴体文创作,出现了继西周以后的又一次繁盛,不仅数量上十分可观,而且艺术上也表现出很多特色,主要表现在语言句式上整饬严谨,文章结构上浑然一体,表达方式上注重用典。两汉箴体文的创作成就,逐步实现了这一文体由官箴到私箴的转变,拓展了文体功用,同时也提高了写作技法,对后世箴体文的写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嵩焘洋务思想对陈宝箴启动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

陈宝箴是郭嵩焘的洋务知己和志同道合的僚属,且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大体相似,而这些相似性导致了两者有着共同的悲情结局.两人之间因思想相近产生强烈共鸣而结下深情厚谊,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加深了彼此的影响,尤其是郭嵩焘的洋务思想给陈宝箴后来所主导的维新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陈宝箴以郭氏教育思想的完善者、吏治思想的执行者、富强观念的实践者的身份践行了郭嵩焘的思想主张.     

汉语处置介词的来源和替换

汉语历史上的处置介词主要有三个语义来源:"执持"义动词,"给与"义动词,工具介词;文献中使用最多的是第一类;但不是所有的"执持"义动词都虚化成了处置介词,比如"执"和"握"就没有,本文对其原因作了初步分析,并讨论了汉语处置介词的历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