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

复仇精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一个命题,鲁迅从幼年时代直至临终前,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实践这一命题。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浙东文化对他童年时复仇精神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鲁迅看到了存在于国民精神中的种种弱化复仇精神的消极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鲁迅所强调的复仇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坚决性,认为只有复仇精神与复仇行为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对于强者的复仇,才取得复仇的真意。鲁迅的复仇,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看客”的复仇、对负义者的负仇、对统治者的复仇。鲁迅的复仇精神与现实紧密相联,他向国民中注入复仇精神以期国民与现实抗争。复仇可以代表鲁迅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由此我们能更接近鲁迅。     

谈鲁迅小说对“看客”的态度

鲁迅从来不以“爱国者”或“救世主”的形象自居，他从来不说什么“拯救国民”或“拯救看客”之类的话，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复仇”。但作为后来者，不能简单地理解鲁迅的“复仇”方式，它不是心胸狭隘，不是睚眦必报，而是以激烈的方式去刺激那些看客早已麻木的肉体与灵魂，让看客无戏可看，无处躲藏，无法熟睡。这是鲁迅以非常的方式去“爱国”，去“救世”，其“复仇”的方式，就是他“疗救”国民的方式，正所谓大恨之中必有大爱。     

精神向肉体的复仇——鲁迅创作中复仇叙事的一种独特维度

在鲁迅的创作中,精神向肉体的复仇书写大致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精神向肉体的告别;二是精神用自己的高度亢奋来磨砺肉体,让肉体得不到它想要的休憩;三是故意拼命地做,从速消磨这肉体。在肉身疾病的肆虐中更加激起生命意志的张扬,显然与尼采精神相似;在从速消磨这一肉体的意念中积极而坚定地从事着艺术的创造与赏鉴,无疑受到叔本华的影响;而“精神之我”在弃绝肉体这一苦集之场之后的大欢喜,则是佛家死亡观的体现。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三国志通俗演义》复仇观与孙吴文化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复仇主体行使复仇动机方式以及相关影响,都有多重表现。吴越地域复仇文化的长期侵染,和人们以此为尚的自豪感更是不应忽视的。鲁迅对来自复仇之乡的自已有复仇偏好,就毫不掩饰。小说在江东形象群尤其是孙权、徐氏等“超群杰出”的艺术表现中,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复仇观、人才观,从吴越复仇文化宝库和孙吴地区民间习俗中汲取了丰富养料。     

复仇精神:《故事新编》铸剑的人文内涵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铸剑》突显了复仇精神。对《故事新编》复仇形象的分析,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能够探照出复仇对于鲁迅独特的精神意义。     

隐蔽的召唤意象——论鲁迅世界中的“父亲”意象

在鲁迅研究界里，父亲形象一度被深入地研究探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鲁迅的生平遭际和其行为方式使得“父亲”成为隐蔽的意象。“父亲”意象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思想理念却始终夹杂在鲁迅的哲学命题中，并不断地激励和召唤着鲁迅前行。以鲁迅世界中的“父亲”意象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与其相关的缺失、放逐、寻找、复仇和构建等行为方式，从动态角度阐述鲁迅世界中“父亲”意象的深层意蕴。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思想与文学的共生——中国现代文学构建举隅

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得益于写实文学观的提倡,文学进化观、"为人生"派等都是文学姿态调整的反映。文学向日常生活迁移。思想革命开辟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新领域,而日常生活文学的生成又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在引领文学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走进了现代生活的中心。鲁迅、巴金和汪曾祺对于复仇题材的兴趣和书写体现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复仇表达了强烈的生命诉求,成为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像。鲁迅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痛快和洒脱,巴金却呈现了复仇的现代困境,汪曾祺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或是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投影。围绕"看不懂的新文艺"的争论是思想和文学协商的又一范例。参与讨论的各方思想不一,态度也不一,因而其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     

向谁复仇，如何复仇？ ——重论鲁迅《复仇》《复仇（其二）》

周氏"兄弟失和"以后,《语丝》周刊创办,两人是最关键的筹划者、出资者和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署名文章。鲁迅从不参与《语丝》同人的聚会,从而避免与周作人相见的尴尬。被八道湾赶出带来的伤害和被围观带来的愤激,使他陷入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之中。这构成了《复仇》《复仇(其二)》最重要的创作情境。由此出发,分析文本中的复仇对象和复仇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亲情与友情的彻底绝望,并以最决绝的咒咀与过去进行着告别。它集中展现出最具鲁迅特色的复仇哲学。     

鲁迅复仇观念的文化根源片论——兼及鲁迅对传统复仇观的继承和改造

鲁迅倡导超越于个体仇怨与小群体的复仇,但不排斥复仇的个体性与情绪性.他坚持弱者复仇基调,所关注的国恨家仇大多具有弱者复仇的基本性质和行为特征.他充分肯定复仇的否定性力量和非正统性质,而不顾及法律禁令.他对于自已有复仇偏好毫不掩饰,对复仇意念每多自矜自诩,砥砺与宣泄报复之渴望.鲁迅极为痛恨那些恩将仇报者,尤其是伪装朋友出现的小人偷袭.如果失却了多维多重富有个性色彩的复仇言论和情绪,鲁迅对于恶势力与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鞭挞,也就不会那么有力.     

尼采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吗?——基于海德格尔释义的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视角

将尼采从海德格尔释义为“形而上学完成者”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一方面,基于尼采本人的立场,回应海德格尔利用“权力意志”和“相同者永恒轮回”将尼采界定为“形而上学家”的诘问。另一方面,关于海德格尔给予尼采的形而上学立场,又基于海德格尔本人的何种立场,长期以来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问题。尼采认为“复仇精神”驱动了形而上学历史的发展,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和认可了尼采的观点。二者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集聚在了对“复仇精神”解脱的问题上。然而,海德格尔批评尼采的“相同者永恒轮回”并未从“复仇精神”中解脱的解释是失败的,反而是海德格尔利用“尼采”作为“形而上学完成者”的形象,发动了对“形而上学”的复仇,这表明海德格尔本人没有完全脱离形而上学的藩篱,而以“颠倒的柏拉图主义”的方式曲解了尼采哲学,并以这种方式加强和巩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     

《铸剑》的人物形象解析

在《铸剑》中,从眉间尺到眉间尺的父亲再到黑衣人,这三个人物的复仇精神呈现出逐步深化的现象,也可以说这三个人物的复仇精神呈现出三个梯次,他们反映的是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借助他们,鲁迅既回答了现实问题,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中西方早期复仇文学中方式描写的比较

在中西方早期复仇文学主题中,对于复仇者所采用的复仇方式及其有限性的思考,在西方文学中萌芽得较早,最终发展到对复仇残忍失当乃至复仇行动本身的阻遏。而古代中国人认为只要为了善的被损害去毁灭恶,方式的偏激过当可以被理解接受。     

精神摧残与肉体毁灭——中西方复仇文学中手段方式及目的比较

对于复仇的手段及其有限性的思考 ,在西方萌芽得较早 ,最终发展到对复仇残忍失当乃至复仇本身的阻遏 ;古代中国人认为只要为了善的被损害去毁灭恶 ,手段的偏激过当可以被理解接受。西方复仇文学主题中罕见那种将被复仇者亲属奴婢一并诛戮的描写 ,复仇扩大化表现的程度、性质均不那么严重 (后期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 ,而偏重的是精神摧残 ;古代中国写复仇的扩大化 ,直至《水浒传》,滥杀无辜却仍有增无减 ,复仇偏重于肉体毁灭。     

论元杂剧的复仇精神

中国古代,允许无辜被害者的家属向加害者寻仇的法律制度,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仍然被写进法律文本。它是元杂剧复仇精神的源头。元杂剧体现了传统文化背景下顽强的复仇理念。在复仇遇到阻碍时,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往往借助清官侠客乃至鬼神     

“大欢喜”的现代意义与鲁迅意义——以《复仇》为中心

《野草》出现的"大欢喜"概念,出自佛教,但被鲁迅改写其内涵。在"大欢喜"出现频率最高的《复仇(一)》中,鲁迅摒除了"大欢喜"包含的佛教具体义理,但认同其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认为只有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才可能真正实现"欢喜";同时鲁迅认同佛教关于"大欢喜"追求的层次性和超越性,认为只有不断的超越,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欢喜。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欢喜"成为确证生命和存在的方式,也是鲁迅追求精神独立中具有标识性的存在。鲁迅对佛教经典的改写,有其独创之处,同时也与晚清佛教复兴有很大关联。     

美丽而勇敢的复仇者——《女吊》赏析

《女吊》是鲁迅作品中关于复仇主题的又一杰作,＂女吊＂这一形象在鲁迅笔下意味深长。＂女吊＂形象的复仇意味在文本中通过作者巧妙的叙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在论述其复仇意味时也不能忽视其重要的审美感知和文本论述特点。     

爱抚与复仇——鲁迅小说《孤独者》《奔月》《铸剑》人物形象心理探源

在鲁迅小说中,其作品主人公往往由于情感的创伤,导致他们不得不将爱抚转为复仇,并由此构成其复杂而深刻的心理内涵。《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的复仇并非完全源于社会习俗的压迫,更多是来自少年时期亲情的抚爱被剥夺的创伤性经验,这使他企图通过自戕的方式,在对自我、对社会的报复中解除内心的压抑;《奔月》中后羿的复仇并非完全来自爱妻的离弃、学生的背叛以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更多是源于对娇妻的爱抚而产生的性爱的压抑,他的症候在对爱妻的复仇中才得以彻底解除;《铸剑》中的宴之敖的复仇更多是由于在对世人的爱抚中产生了太多的绝望,而后转为大憎,并最终通过复仇来宣泄他对世界的绝望。     

正义在哪里——谈《原野》与《呼啸山庄》的复仇主题

《原野》与《呼啸山庄》是两部有关复仇主题的优秀作品。复仇在许多民族文化背景之中 ,意味着追求正义、公正 ,但这两部复仇主题的作品似乎不只在追求正义和公正。曹禺和艾米莉·勃朗特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他们对这一主题的理性思索。这些思索中透视出两位作家对复仇主题的共识。①从历史文化的因袭中暗示人物的复仇动机。两部作品中所渗透的异质的民族精神内涵向我们显示 ,主人公的复仇行为虽属于个体行为 ,但他们的活动深深根植于各自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②他们均在复仇主人公的经历中表达出对人的复仇与正义的矛盾的一些困惑 (复仇主人公都是在生活的压制与迫害中踏上追求正义的复仇之路的 ,但在复仇过程中都使自身陷入罪恶的深渊 ) ;最后以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表现自己对复仇主题的思考 :正义是人在适度地追求公正的同时趋向于“善”的一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