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传播组织史值得研究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从贞观九年(635年)至会昌五年(846年),有天主教聂斯多力派叙利亚人阿罗本、景净等传教士从波斯先后来到长安,在二百一十年间先后建立教堂百余座。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3年),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会士孟高维诺以教皇特使的名义由罗马来京传教,先后于大德二年(1298年)、大德九年(1305年)、延祐五年(1318年)在北京建立教堂三座,传教范围扩展到泉州、杭州、杨州等地。元朝灭亡,教会活动随之中断。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人数日渐增多。又私入中国内地传教者不少,这是殖民主义者侵略活动的一种形式。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资本主义列强大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8年清政府与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19世纪的湖北教案

(一)利用宗教为侵略中国服务,是欧美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远在明末清初,随着殖民侵略者的东来,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如何大化、穆迪我、费乐德等就来到湖北,建立起湖广教区.18世纪初,清朝康熙、雍正皇帝连续发布禁教令,禁止西方传教士在内地和沿海传教,将传教士一律遣送出境.许多传教士不服从禁令,转移到偏僻山区继续从事传教活动.据说,当时武昌、安陆、襄阳等地在传教士的带领下,就有几百名教徒相继转移到谷城木盘山区的茶园沟隐居.经过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用炮舰作后盾,加紧向中国内地渗透,教会势力在湖北得到迅速扩展.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

历史上,基督宗教曾多次传入宁夏地区.近代以来,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和新教"内地会"在宁夏进行了长时期的传教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借鉴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改教时试图保持原有的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应用这一命题对传教士在宁夏所面临的传教阻力、传教策略和传教效果进行了分析.     

19世纪的湖北教案

(一) 利用宗教为侵略中国服务,是欧美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远在明末清初,随着殖民侵略者的东来,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如何大化、穆迪我、费乐德等就来到湖北,建立起湖广教区。18世纪初,清朝康熙、雍正皇帝连续发布禁教令,禁止西方传教士在内地和沿海传教,将传教士一律遣送出境。许多传教士不服从禁令,转移到偏僻山区继续从事传教活动。据说,当时武昌、安陆、襄阳等地在传教士的带领下,就有几百名教徒相继转移到谷城木盘山区的茶园沟隐居。经过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用炮舰     

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在华天主教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无论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方面，还是在中西文化直接交流方面，都有其重要地位。但长期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金尼阁1577年（明万历五年）3月3日出生于当时比利时的杜埃（今属法国）。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11月9日加入耶稣会16”7年（万历三十五年）3月，在完成了规定的学业后，被派赴远东传教，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远渡重洋，经印度果阿中转东来澳门，最后成功地进入中国内地①。此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局面虽然刚由利玛窦（MatteoRicci）等老一代传教士打开，…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利玛窦在韶州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的位置及建筑风格考

韶州是利玛窦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二站。利玛窦在韶州传教6年,并建立了耶稣会传教团据点,为天主教向南昌、南京、北京发展,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以及人际关系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在韶州建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利玛窦在韶州的传教活动,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和象征意义。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未找到利玛窦所建的韶州第一座教堂的具体位置。通过对新近发现的明朝韶州同知刘承范遗稿《利玛传》的剖析,初步确定利玛窦在韶州建造的第一座教堂的位置,对利玛窦在韶州设立的传教机构情况有进一步明确的考察。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罗勒拿滇藏传教史略

罗勒拿是巴黎外方传教会(MEP)的传教士,他从1847年便致力于探寻到西藏传教的途径,于1854年从滇西北潜入察瓦龙,创建崩卡传教点,成为清代第一个进藏开辟天主教社区的西方人。1858年和1865年,西藏噶厦政府两次用武力扫除察瓦龙的教会势力,传教士逃往云南,这成为天主教在藏边怒江、澜沧江流域建立诸多新传教社区的起点。因此,无论在西藏或云南的天主教史上,罗勒拿都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目前所见有关罗勒拿和藏地天主教的研究,多未能系统利用清朝教务教案档中的记载,以致相关的论述或失之简陋,或谬误甚多。有鉴于此,主要依据清档中涉及罗勒拿的史料,在参考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将该传教士在滇藏边界传教活动的史迹加以梳理,并借此厘清19世纪中叶天主教向西藏传播的基本线索。     

基督教在近代郑州的传播

基督教来华是在西方欧美国家海外传教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背景下展开的。新教和天主教的一些传教士相继来到郑州,通过建教堂、开医院、设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郑州社会的发展。     

论马赖

马赖是近代第一个命丧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以一个传教士致命为借口挑起一场战争的历史人物。马赖是近代住广西时间最长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他首先进入西林传教,是因为其他传教士的失败,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的经历,对法国天主教,广西全省以及西林县的传教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赖不是被张鸣凤下令逮捕并经审汛,然后被杀死的,他是被定安附近群众打死的。     

16世纪后期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影响

本文对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为何以广东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入楔点,以及在广东传播的三个阶段(澳门、肇庆、韶州)作了全面的考订和阐述。对当时教会内部有关在华传教方针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传教方针调整后所体现的特色也作了相应论证。文章强调,由于传教活动"学术含量"的增大,因而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广东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先导作用,实与此密切相关。     

洋教在台湾的传布和台湾同胞的反洋教斗争

一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中国人民称之为洋教,台湾同胞有时也称为景教。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军事上、政治上侵略中国的同时,总是利用宗教奴役中国人民。洋枪、洋炮、洋货、殖民地总督和洋教、传教士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那些主教、牧师、神甫们最先进入台湾这个地方。早在十七世纪初,伴随着荷兰、西班牙入侵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就接踵而至。前者在台湾南部,后者到台湾北部。1625年,即荷兰侵占台湾的第二年,便有传教士甘迪第斯入台湾传教,史载从1625年到1662年,荷兰殖民者前后派了三十个传教士到台湾传教。他们传教的对象,主要是台湾士著民族(通称“高山族”)。他们在士著民族中,到处“建教堂、设学校、译圣经、授十戒”,“大布福音,以牍土番。”有个数字指     

近代甘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播

甘南地区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要道,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基督教也曾到这里传教.本文以分析地方志的文献为基础,结合实地调查,勾勒出西方传教士这段鲜为人知的传教历史.分析了西方传教士来甘南地区传教的原因,从传教过程、传教方式和传教效果三方面介绍了近代甘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播情况.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以利玛窦为例

晚明时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与佛教发生了巨大的争论,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辩。这场轰动朝野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化蕴义。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西洋传教士的福安方言研究概述

明代以来,地处闽东的福安,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的最佳切入点,是福建省天主教中心。为了便于传教,当时进入福安传教的多明我会士十分重视对所在传教区语言的掌握,福安话自然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过程中重点学习和研究对象。《七音字汇》和《班华字典》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两本福安话字典。这些字典的编撰,客观上保留了一个多世纪前福安方言的原貌,为我们探究福安方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