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途径探讨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是在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中,因为被告人确无或者暂时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而向无经济来源、生活又比较困难需要进行救济的被害人发放救济资助专用基金,以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境,修复社会关系。当前,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新的举措,主要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存在立法缺失、资金欠缺、操作无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环境修复的司法裁量

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损害所提供的法律救济,其目的是通过责令造成环境损害的责任人采取环境综合整治措施恢复受到损害的环境的功能和价值。近十年来随着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刑事案件的增多,环境修复这一法律救济形式才进入法院司法裁判的范畴。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涉及环境修复的司法判例的考察,认为法院关于环境修复救济措施的探索对于丰富环境司法实践、完善环境损害救济很有积极意义。但是法院做出的环境修复决定也存在着法律依据欠准确,标准不统一,责任方式、修复目标和方案缺乏指引等问题,故认为为了改进环境修复的法律实践,必须完善环境修复立法、标准、程序和协调机制。     

受教育权及其司法救济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和人权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受教育权问题也是各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的问题。就受教育权的理论方面,文章从受教育权的性质、体系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论证。对如何保障受教育权,文章首先界定了权利保障的概念,将权利保障分为事前保障和救济保障两种,并着重从救济保障的角度阐述,在分析我国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实践的基础上,对完善受教育权的救济制度做些初步探讨。     

关于完善不作为行政违法司法救济的思考

为了对不作为行政违法实施充分有效的救济 ,应扩大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范围 ,将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作为行为、抽象的不作为行为和损害相对人权利的各项具体不作为行为 ,都纳入司法救济 ;同时应将行政内救济优先、司法救济最终、救济机构地位独立、社会干预、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等原则 ,确立为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原则 ,并且 ,确定对不作为行政违法的司法救济方式应该是 :宣告不作为行为是行政违法、责令行政机关限期履行行政行为、责令行政机关赔偿损失、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侦查预审程序之改革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公安机关通过预审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质量把关,防止"起点错"。预审具有核实证据材料、统一证据标准、排除非法证据和监督制约侦查四项功能,应当由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具有丰富的刑事侦查实务经验,警衔级别较高、资格较老的警官主持。它作为侦查阶段的一种预备性审查,具有"准备性司法权"性质,应当保障辩护律师的了解案件情况权、讯问时在场权和听取意见权。预审结果导致刑事案件撤销,应当给予被害人救济。     

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

通过将合同法救济基础与侵权法救济基础进行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侵权法救济更有利于实现信息披露的目的和功能,当存在责任竞合的情况时我们更有理由选择的是侵权责任法的适用。     

从法制统一到权利救济:当代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功能变迁

从法制统一到权利救济,是当代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功能变迁的基本线索。社会转型期凸显的权利救济需求、中国特色的检法关系模式、党政主导的政治统合方式等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功能定位的调整和变化。由于结构性因素在短期内并不具备彻底重构的条件,权利救济的制度功能将在可预见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延续,应当着眼于权利救济的现实需要,从组织、能力和程序等多个方面改革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运行机制。     

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项制度可以全面地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原因、平时表现以及可能被挽救的程度等,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人正确定罪,合理量刑和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实现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人罪犯的目标.当前,宜从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原则,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研究的新视角——一种民事“司法审查”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将司法权力引入公司内部自治事务之中,其不仅是一种股东权利救济制度,也是一种针对董事、经理及控制股东权力行为的监督制度.从司法审查的角度认识股东派生诉讼,有利于全面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也有利于从理论上拓宽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实务上,派生诉讼的司法审查要把握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相平衡的原则,并确定合理的审查范围.     

人民陪审员制度与民众的司法参与

尽管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可能解决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公正的所有根本性问题,但其所具有的重要司法民主价值和功能是值得重视的。在我国,围绕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多种争议,同时其实践也显示出某些制度异化的迹象。这种情况与我国的治理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有关。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预期功能和目标,目前应避免简单追求数量与规模的扩张,注重从个案(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和死刑案件)的示范作用入手,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众对司法活动的有序参与,逐步畅通和规范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途径,孕育司法民主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基础。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论公司社会责任司法救济的实现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明确将"社会责任"法制化,但由于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性和公司治理传统观念的局限性,导致公司社会责任司法救济举步维艰。因而本文主要阐述利益相关者理论,并在分析我国司法存在困惑的基础上提出拓宽公司法人格否认诉求主体的范围和运用一般条款等方法来解决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问题,进而引导公司增强承担社会责任意识。     

试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之救济体系的构建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显得异常严峻和十分薄弱,突出的表现在:生态环境主要组成要素问题突出,表现在植被衰退、土地退化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控制;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调节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等服务功能下降;生命支持系统受到威胁,生态破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受到削弱。本文认为,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生态环境救济体系,其内容涵盖三个方面:其一,发展循环经济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之根本救济模式;其二,完善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之现实化救济路径;其三,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之应然化司法救济手段。     

阻断司法救济的村民自治——以村委会选举权为视角

不同的法院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名单纠纷案件存在受理与不予受理两种做法,但根据我国现行的制定法,法院不存在受理此类案件的依据。村民自治阻断司法救济有其历史原因和意义。立法机关未将村民委员会选举权纳入司法救济可能出于保护村民自治权的考虑,但村民自治权是法律赋予的,有其自治边界。由于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革,加上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村委会的角色功能发生错位。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司法介入村民自治并不会侵蚀村民的自治权。通过对政治权利内涵的拓展和村民自治边界的明晰化,司法介入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理路与司法救济进路

环境公私协作通过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引入责任共担、风险分担、互利互倚的合作契约机制的建立,旨在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治理以及增进环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它体现了环境行政从传统的监督管理行政到契约行政的法理拓展与机制创新.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环境公益目标导向下的行政契约,并具有公法性和私法性并存、行政目的性和契约合意性兼具的特点.依据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中契约合意与行政权力优位顺序的差异以及所占比重的不同,可将其类型化为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司法救济是环境公私协作法治化、规范化不可或缺的环节,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以传统的民事诉讼为主要司法救济途径,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的司法救济,则可根据具体纠纷起因而选择适用行政诉讼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此外,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追求的环境保护公益目标,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论审前羁押程序司法化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被界定为均衡的审前羁押价值理念,其有助于剔除审前羁押程序的行政化、诉讼构造的流水线化及羁押功能异化等问题,而选择的路径便是对审前羁押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使审前羁押决定部门处于中立地位裁判侦查机关与嫌疑人的纠纷,重拾该程序应具备的参与性、结果的确定性及可救济性,通过审前羁押程序司法化的改造寄望于还原审前羁押的预防功能。     

刑事普通救济程序功能的类型化分析

刑事普通救济程序的功能可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其中正功能又可分为目标功能和附带功能。目标功能的实现途径可分为能全面实现所有目标功能的途径、可选择性实现目标功能的途径和仅能实现法律救济和法律统一功能的途径。负功能的弱化可通过限制上诉和简化程序来实现。我国刑事普通救济程序的完善应从目标功能本身的完善、目标功能实现途径的完善和负功能弱化途径的完善三个方面着手。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