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ate and Creation of Lan-Iing Xiaos in Northern Qi Dynasty

萧粱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兰陵萧氏与南北朝文学交流

兰陵萧氏作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南朝家族,在南北朝文学交流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方的萧氏家族成员通过出使北方、接待来使、评价和介绍北方的作者和作品等各种方式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学交流。此外,萧氏家族成员也不乏入北者,尤其是梁亡以后大批萧氏家族成员进入北方,分布于关中和关东。萧氏家族的入北者有不少人因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受到北方士人的重视,他们与北方文人的交游,使南北文学的交流得以进行。     

论元代延祐科举的意义

延祐科举的恢复令广大士人欢欣鼓舞,改变了从吏进的入仕方式,对于馆阁文风的成熟有着重要影响。延祐首科得人之盛,引发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引导着天下学风与文风的走向。元代游士盛行,某种意义上说是取消科举后,文士入仕无门造成的奇特现象,成为元代一道独特的风景。延祐科举拯救了新生代文人的科举梦,同时也避免了他们重复老一代文士的遗憾,对于广大文人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进而改变了元代中期以后的文学面貌。     

刘宋儒学复兴与玄风淡化

刘宋儒学较之东晋有了较大恢复,社会地位上升,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加强,促使典丽风格在文学中成为主导,纠正了玄言文风不讲文采的缺陷。而玄、儒两种思想的交替,使当时的文人在思想上出现不适应,主体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文学抒情特质得到恢复,从而改变了玄言文风枯燥之病。在儒学的帮助下,刘宋文学摆脱玄风的笼罩,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试论太康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太康文学作为西晋主要的文学现象 ,在创作风格及方法上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文学的传统。太康文人不但继承了建安文人“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创作风格 ,而且对这一时期以“悲情为美”的审美思想也一并因袭下来。同时 ,亦继承发展了这一时期尚文辞、重音律的创作手法 ,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繁缛华丽的文风。在文学理论的建构方面 ,也展示出二者间的承传关系。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     

明初越派文人与台阁体文学

明初越派文人对台阁体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台阁体作家继承了越派文人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专注于发挥诗文歌功颂德的功能,创作了大量应制颂圣之作;越派文人文法韩欧、师崇盛唐的复古观念影响到台阁体雍容纡徐、平易正大的文风的形成;越派文人坚持台阁与山林并举,后期则偏爱台阁诗文的文学倾向,为台阁体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纲领和创作典范.     

论中国古代文人剧作雅化的审美趣味

基于独特的艺术指向,中国古代文人剧作呈现了雅化的审美趣味。元明以来众多文人剧作家与批评家显示了雅化趣味的理论自觉。雅化趣味具有文词的雅致、韵律的幽婉、句式的妥帖、文人主体意识的凸显等表征。从文化心理、主体意识、文学体制、文化思潮等方面,可以探索文人剧作雅化的深层文化成因。     

《骆驼草》周刊的文化生态学阐释

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 ,造就了北京独特的城市“精神品质”和历史文化环境与《骆驼草》文人内心世界的契合 ,其特殊的文化生态特点对周作人、废名等人的文化选择的影响即文化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来解读《骆驼草》周刊的生长和消亡 ,前期京派文人的思想风貌、文学主张 ,及其对后来京派文学发展的作用清晰可见     

兰陵萧氏“皇舅房”之兴起及门风与家学述论

晋宋之间,兰陵萧氏"皇舅房"因与刘宋皇族联姻,地位显赫,成为萧氏家族地位提高的标志,并给整个萧氏宗族在南朝的发展带来了机缘。就门风而言,萧氏"皇舅房"在保持自身寒门重视事功的传统本色的基础上,齐、梁以后迅速"士大夫化",部分家族成员表现出崇尚退隐和笃信佛教的特征。同时,他们在文化上也受到士族社会风气的影响,晋宋以降,其子弟普遍热衷于书法、音乐等艺术;齐、梁以后,他们在文学和经史等方面也积累日丰。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

中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这种文体自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散骈并用;二是诗文互渗。中国散文文体裂变的先兆发端于晚清域外游记,但过去的文学史家只关注重大的事件、外在的口号之于散文文体变革的意义,却忽视了可能引起文体裂变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混沌一片,因而是更曲折潜在的隐性因素。文章还考察了梁启超的新文体,指出新文体散文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一方面,梁启超将我国杂文学传统的优势和缺点发挥到极致;另方面,他启迪了中国散文的新变,促成了现代散文格局的重构。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论唐人诗文中的“镜子”及其文化内涵

唐代诗文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审美内涵。唐代镜子的造型款式日新月异,其花样装饰较之前代大有改观。在唐代,"镜子"是夫妇定情、新娘婚娶的嫁妆,又是友人别离赠送留念的珍品。此外,唐人深受道教文化影响,"镜子"又是他们求福纳吉、消灾避邪的吉祥宝物。在唐人文作品的意象中,佳人照镜是流年暗换、青春易逝的无奈叹息;文人览镜是士人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奋起抗争的无奈心曲。     

试论钱谦益的文学史观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作家,也是重要的批评家。他在总结明代文学史的教训中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具有独到的系统性,开清代文坛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元代咏陕诗文及其文献

元代众多著名文人曾以西安及其周边的风景、人物、事件为题材赋诗撰文,这些诗文,题材丰富,内容深刻,艺术精湛,其中,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为其显著特点。这九位作家为元代诗坛早期、晚期的代表人物。元代描写西安及其周边的诗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诗作保存完好,收录于别集、选集、总集之中,便于检索,不仅是研究元代文学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了解西安及其周边的人文、生态、历史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书法笔墨与绘画笔墨的比较

绘画笔墨有着与书法笔墨不相一致的历史发展进程。在书法先期成熟之时,线条、轮廓方面的用笔造型对绘画有巨大影响;但随着唐代以来绘画水墨的发展,绘画墨法长足进步,进而与笔法相互整合,产生了有笔有墨的笔墨观念,并随着明清写意笔墨的发达,反过来兑入了书法笔墨之中。而写意的发展又使得绘画笔墨不得不远离宋代写实传统,进而与书法笔墨的表现性不谋而合。于是,书画一体才真正地被文人画一脉创造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