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变迁：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一、引言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说是推陈出新之作，该书从详尽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中挖掘出可以理清近代中国农村的一条主线，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核心概念，围绕乡村中的各种文化网络，如宗族、宗教等典型标志，与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和乡村自身权力的结构的相互关系的演变，     

向何处寻求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兼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对"分叉历史叙事"和"复线历史观"的认可, 或者说对分层生活历史的叙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经由正当性概念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概念将不同的分层生活整合进一个文化网络,从而使得这些生活在理论自洽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秩序.换言之,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于利益的组织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也即是在横向的利益传输方面是可能的.但对于纵向的利益传输以及动态性的利益组织,文化网络却缺乏说明的张力与解释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演变与创新

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认真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演变与创新,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传统文化观,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变迁中的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个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社会。但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这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中国华北农村》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均是从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乡土中国的权力与文化的关系。虽然他们所分析的那个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在书中所揭示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问题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统治与服从:走向政权系统的末梢——福柯权力谱系学的边缘性“关切”

权力的成因与消长是传统哲学的主题之一,也是后现代热切的话语.或许这也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区分的艰难之一.不同于传统权力理论和权威政治哲学掩饰权力运作的媚态,福柯从权力的边际末端出发,揭示了权力的非中心化转移、非依附性流动、多样化建构、制度化植入等谱系性特征,成为权力批判路线的新航向.然而,福柯对权力控诉的虚张不仅与权力家族的成长史大相径庭,而且也没有描绘出后现代权力扩张的真正意图,只不过表明了其挽救"伟大国家"衰亡的矢志不渝.     

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文化软权力的实质及其行使

全球化时代是国家间利益空前密切相关又矛盾凸显的时代。利益的休戚与共，使传统硬权力空间萎缩；文化软权力走向前台，成为保护或扩张利益的主要方式。文化软权力实质是思想控制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总结当今西方软权力的行使，无非是通过模糊对立、软化立场和制造同意而实现的。对于受到外部文化软权力侵蚀的国家来说，发展和夯实自身的文化软权力才是最有效途径。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     

文学与文化联姻:文化研究及其权力流转

文学与文化联姻,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色,由此产生出一种可名之为"权力流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依据对文化不同的理解,联系特定的社会历史情状,可以分为哲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文化本体论等三种权力模式.第一,文化研究的多元立场、知识阐释解构了本体论,形成了知识型文学理论的权力.第二,通过交流创造理论范式成为文化型文学理论的权力模式,权力流转于反思与元理论之间的博弈中,并已潜入理论地表.第三,文化研究增强了文学理论范式的灵活性、开放性、实践性,为重新赢得社会影响力打开了思路.但是,范式的流散化、随意性使得一时间很难取代元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文化"与"文本"的异质同构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结构性要素

公民社会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只能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其基本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左撇子不是天生的:西方身体建构理论脉络钩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模仿西方的身体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对于支撑西方身体研究的建构理论缺乏系统的介绍与评析.本文梳理了西方身体建构理论的社会人类学起源,系统介绍了影响西方世界的福柯的权力身体学说以及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期望对中国的身体研究有所推进.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简析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框架下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中国革命不仅有其发生、发展的现实动力,同时,也有其独特的文化政治结构,是文化与现实互动的有效过程,革命理念的传播、广泛的群众动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等实践都内在于这一过程中,并由此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率先夺取了革命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历史化地观察和分析文化领导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既有助于清理这一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也为探讨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提供了历史的内在视角。     

透过权力的起源看中国法律文化传统

通过对中国权力起源的追溯,发现权力的某种本性,揭示建立在不同权力形态上的国家与法的内在特征,也不难发现中西权力原初的不一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通过权力的起源的考察不但可以透视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性格。     

政治哲学新论

政治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对于政治哲学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则是言人人殊.在择要综述中外有关政治哲学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尝试提出新的定义,即政治哲学是对于政治权力来源、政治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等核心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一门学问,它涉及的对象有国家的起源与组成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理想的国家制度及制度的根基等问题.在此新的定义下,我们可以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即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权力来源于人民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以此核心问题为基础,本文综合马、中、西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新构想.     

中国文化情境中组织的领导及权力--职位权与统御权的关系

本文旨在探索分析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的领导者特质、相对应的权力来源机制以及领导者类型的划分模型.在比较中西方理论异同之后,本文归纳出古今中外领导者共有的特质--科学管理能力特质和人格感召力特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权力来源--职位权和统御权.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领导者类型作了庸者型、强者型、贤者型、能者型和圣者型领导五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将中西方领导理论相结合以产生适合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的领导理论的整台研究.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