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体赋与汉代文人精神的流变

人们一向把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殊不知骚体赋是文人抒发真情的作品,与先秦时期相比,骚体赋中更多体现出汉代文人的个性,更多地抒发仕途不遇的身世感慨和对个体命运的忧虑之情,在思想上表现为儒道思想的调适与互渗.骚体赋只是在形式上模拟楚辞,在精神上却没有继承屈原的独立品格与对理想的执著精神,从而造成汉代文人精神世界的萎缩与孱弱,这里有时代条件的原因,也有文人自身的因素.     

元朝国子学的评价

元朝国子学中尽管存在着民族歧视、排挤南人现象、办学道路发展曲折、教学内容方法单一、教学管理松弛等弊病或局限,但结合元朝具体的历史背景,从总体上评价,元朝国子学还是取得了办学规模较大、有自己的特色、培养一批优秀人才、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等比较显著的成就,这是应当予以较充分的肯定的。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现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中晚唐人对屈原和扬雄的再评价——以初盛唐为参照

初盛唐和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中晚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屈原与扬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人生遭遇和作品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从而在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上掀起了对屈骚与扬雄之作进行模拟的风气.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后期资助制度

基于科研管理实践的思考,作者分析了后期资助制度的含义、特点和诸多功能,进而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尤其应当重视后期资助制度,它是课题制的重要的补充,而且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和特点。     

论赋声的起源与流变

赋与诗词曲相区分的本质在于其传播形态的不同,而非其文字形态之异,其原始状貌也是一种带音乐性质的歌乐形态。本文试图就赋声的起源和流变做一探讨,希望有俾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赋的音乐特性。     

《经世大典》的修撰与元中晚期的朴雅文风

《经世大典》是元代中叶由奎章阁学士院领修的大型政书,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期待和政治倚重,它的修撰几乎成为奎章阁学士院体现其政治影响,并借其政治影响力而发挥文坛领袖意义的分界性标志。而由撰修《经世大典》所确立的朴雅文风,通过奎章阁文人们的文坛影响在元代中晚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元代前中期,大都城市粮食供应稳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14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大都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危机。对此,元朝政府采取了"兴京畿水利、行畿内屯田","籴粟催漕、济屯粮不足","资遣流民、汰减冗官"三方面的措施,以缓解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朝末年的统治危局。     

论元代诗人袁桷的题画诗

袁桷的题画诗题材宽泛,包括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等;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以绝句为多,且以组诗形式出现,可见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做的尝试。他以诗论画,又将绘画的思维和技法融入诗歌,进行了诗画融通的艺术再创造。善于选取独特意象,动态感﹑形象感﹑色彩感较强,体现了他＂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馀＂的观点。诗歌风格多样,主要表现为含蓄蕴藉和恬淡自然两种。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     

先秦仪式展演与赋体的生成--对赋体形成过程的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论元代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

古代农业社会在朴素的自然哲学指导下对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晚近工业时代产生的"环境保护"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但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讨论元代大都地区关于行道树与经济林的种植和保护、皇家苑囿内的动植物保护、禁猎区的设置与动物保护等涉及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     

晚清民初的小说作法与中国小说文体的现代化

晚清民初为小说写作课程编著的小说作法,系统讲述了源自日本与欧美的现代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因其作为教材的属性而具有广泛的受众面和强大的执行力,培养了大量的小说作者并形成了现代小说的审美趣味和阅读期待。小说作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和文体形态,从而推动了中国小说文体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