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下)——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三清末民初编译、书写的西洋历史书籍及有关文类,虽然一般都称道古腾堡印刷术的贡献,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对比,但并没有将古腾堡印刷术导源于中国,尽管个别人曾将火药、罗盘这两大发明归于中国西传。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并没有一以贯之。特别是在20世纪     

当代学术史研究刍议

目前学术界关于1840年至今的这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分期,通行的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三段法:即近代、现代和当代,“近代史”指1840年至1919年这一段,“现代史”指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当代史”则指1949年直到今天。一种是两段法: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史”,1919年至今为“现代史”,在“现代史”内又区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段。另外,也有学者按照朝代更替的办法,将这段历史分为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无论按照那一种处理办法,1949年至今的历史构成一个独立单元。就我个人已往的研究兴趣而言,主要是…     

彰显晚清文学地位重溯现代性源头——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全书集中而全面的论述了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作者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通过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呈现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     

小析晚清中国与近代国际法

晚清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里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让中华民族几近崩溃。为解决民族危机 ,晚清国人千方百计试图与西方融合 ,而近代国际法则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本文便是对晚清中国与近代国际法关系 ,及晚清国人对近代国际法所持态度作出的一番简要分析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历史学科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传统经济转型、海防近代化、晚清政治制度、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等研究领域形成一定特色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张恒寿、王树民、胡如雷、苑书义等多位史学家。目前,该学科拥有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点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中国近现代史为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为校级重点学科。现有教授26人,副教授23人,博士生导师12人,硕士生导师29人,师资力量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2000年以来,共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05部,在国内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85篇,承担省部级课题41项、厅局级课题106项,获得省部级奖励30项。现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中国历史文选等六门省级精品课程,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评论与文化传统、隋唐史、世界古代史、世界文明史等五门校级重点建设课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始建于1985年,出版了一大批古籍整理专著。文物室始建于1955年,收藏文物达千余件。资料室始建于1956年,现有藏书20万册,拥有中国史书库、世界史书库、丛书库、期刊库、工具书库、线装书库等六个书库,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中,藏书首屈一指。燕赵文化研究中心于2006年建立,以河北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个领域为研究重点,加强与当代河北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环渤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史与燕赵文化史的研究,为河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和服务。     

告别臣民的尝试——晚清维新立宪运动的政治文化视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在春秋时代趋于成熟,在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绵延两千余年。具有伦理特征的儒家思想孕育出"臣民型"政治文化,它在近代以来遇到了西方"公民型"政治文化的强有力挑战。晚清统治者和知识精英试图对这两种政治文化形态进行融合,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极度衰弱的晚清王朝已经无力改变历经五千年历史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力",更无力在此基础上进行晚清中国的政治重建。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略论

晚清民国时期百余年间广州城市的近代化进程虽然有得也有失 ,但却顺应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也尽显出自己的独特个性 ,从而使它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从东洋史到中国民族史——以近代中日知识界的苗族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与日本东洋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仅从苗族史论来看,中国史家直接吸取了日本东洋史中关于苗族分类、苗族土著、苗汉竞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苗族引入了蚩尤这一英雄祖先,创造性地解释了百姓为汉族、黎民为苗族的的象征意涵。这种以后世民族分野倒溯历史、分割历史、强调历史上人种竞争的做法,强化了苗汉之间的异族关系,不利于中国民族的团结一致。近代中国学者为了摆脱东洋史的影响,在人种分类、民族源流以及叙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书写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史,并尽力在兼顾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民族一体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除了创新民族史撰修体例外,还在于书写双向融合而非单向同化的历史。     

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本文区分出近代西方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这三种范式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以进步史为代表的认知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各有其优点与缺陷。每一种范式都是不同时代与语境下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表达,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发挥的是不同作用。历史书写中的强求一律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不同的书写范式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以一种范式来否定另一种范式的主张并不可取。     

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和各语种文学之间的交流史清晰地显示出,对于同一文学的接受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一现象,在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纵观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史,不难看出这种接受主要显示为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三种不同的思路与取向。系统梳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深入考察这三种模式,对于我们总结接受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而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传统政教理想,虽然旨趣各异,但在后世的继承者那里都被用来反对秦政,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力量。尤其是经过宋儒特意阐发的大同、小康理想,在中国走向共和的现代历程中影响巨大,但随着历史进化论的强势流行,宋儒在阐发大同、小康理想时提出的以道观史的历史哲学和弘教行道的实践主张,都被彻底放弃。     

文化不适应视域下晚清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中国在近代与西方两极相逢，遭遇了重重的文化危机，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态势和走势。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的形成及其脱困经历有自身的规律及相应的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根源于传统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地发生现代转换，这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及现代性等方面出现了三重不适应。17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对比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历史性悬殊，在趋势上呈西升东降之势，文化先进性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携先进性优势，强势打破了中国大门，从而在民族性层面上使传统文化处在藩篱破碎的破防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未能转生出现代性，国家文化危机的克服缺乏可以依赖的现代力量，晚清中国深陷国家文化安全困境，难以自拔。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器物民族志:中国西南民族博物馆与族群叙事

笔者将西南民族博物馆放置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社会语境之下,以"西南研究"的整体性框架加以审视,从西南族群历史表述的角度,针对该地区民族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博物馆叙事的四种模式--中原一边陲模式、进化模式、自然历史模式、交互模式,并将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探索二十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博物馆中所存在的族群历史表述和身份书写的几种路径.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诗心与史学：颐和园歌行里的“晚清”

颐和园贯串了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宫升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近代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诗人有意用梅村体歌行来展开委曲纡徐的叙事,重构晚清的历史世界。在叙事中,颐和园一方面作为“媒介”来见证晚清政局,一方面又作为“事件”介入晚清政局。这些“事件”并不外在于颐和园,诗人在叙述它们时,又会通过颐和园的“景观”及其变化来加以烘托。诗人由此寄寓自己的历史认知与伦理担当,实际是通过“诗心”来诠释晚清政局。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心”可以跟“史学”互相发明,或者比理性分析更亲切生动,尤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抱有执念,那么,“诗心”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