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基于阿尔泰山草原哈萨克族社会的观察

[提要]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深入探讨的问题。1949年以来,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发生了三个阶段性变化。集体化时期,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由部落体系转变为公社或牧场的总体性组织。在牧民社会关系中,以公社为单位的地缘关系和以大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取代了部落关系的主导地位。去集体化后,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转变为“家庭—村落”的联结体系,社会关系向小家庭中心的近亲关系和村落基础的地缘关系转变。21世纪以来,小家庭的自主性因牧民流动性增强而强化,社会关系有朝着利益化与情感化并存格局发展的趋势。     

“地权集体化”: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逻辑

由于基层多样的制度创新,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超出了现行政策提倡的财产化改革的范畴,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以两个村庄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治理视角考察宅基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政治社会效应及其结构性条件。研究发现,传统农区宅基地地权集体化超越了保障农民财产权的经济效应,具有提高宅基地管理效率,推进村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政治社会效应。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实现,有赖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基础、“权责均衡”的治理基础及政府支持的政治空间。研究证明,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不是扩大权能,而是实现宅基地有效治理。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集体”的权利可以被激活,因此,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组织与转型：集体化时代乡村经济组织及经济生活变迁研究——基于晋南卓村村庄基层档案的考察

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农村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在此期间,国家和集体在村庄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自上而下不断深入,组织变革和经济转型给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考察典型村庄的经济组织变迁以及生活特点,可以从整体上反映集体化时代通过“组织与转型”对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影响,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工业化进程中的牧民利益表达机制探讨

在当前牧区工业化步伐不断推进过程中,牧民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影响力相对较小或根本无力影响,导致其利益受损或被忽视的情况时有发生,尽快完善我国牧民利益表达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我国牧民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从而使牧民的话语权处于一种很不充分的状态,远不能满足牧民利益表达和诉求表达的需要。因此,在推进牧区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认真探讨如何完善牧民利益表达机制。     

西藏牧区草场产权与贫困问题的探讨

西藏牧区草场产权制度缺陷较易引发贫困。畜牧业大户对小户草场产权利益的侵占、政府与社会目标的冲突、家庭人口增加与草场继承问题、维护草场产权费用过高等都有可能造成部分牧民陷入长期贫困。解决草场产权及其相关问题,才有可能实现西藏农牧民的富裕。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赋权实践及振兴路径——基于晋江市典型村庄的实证分析

“三权分置”下不同类型村庄如何形成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进而与乡村振兴目标有效衔接是有待探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通过构建多主体赋权与“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绩效的综合分析框架,选取晋江市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和特色保护类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案例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城郊融合类村庄探索出的住房抵押模式,通过使用权财产权能的规模经济效应释放推动村庄更新,并以宅基地功能转型的作用机制形成多产业融合的产业振兴路径;(2)集聚提升类村庄通过“旧村改造”实现环境宜居建设,呈现出地权集体化与共同利益塑造的乡村秩序,形成强组织统合的组织振兴路径;(3)特色保护类村庄基于资源禀赋推进宅基地入市改革,构建的使用权市场交易机制降低了交易费用,并形成“村集体-市场”共建的产业与文化振兴路径。不同类型村庄在内外部要素与制度赋权的互动机制下,构建了差异化的产权配置形式与实施机制,进而形成与乡村振兴目标耦合的盘活利用路径。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的情境优越性,即:在内源系统中,通过主体动员凝聚行动力量、产业融合重塑动能形态、村社理性深化价值认同,从而促进乡村整体的有机参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在乡村内部深入渗透的同时向外扩散,与外源系统进行双向反馈互动,依托政府引导、制度供给、资源链接的条件刺激,提升其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激活内生动力,应从增权赋能、整合资源要素、利益联结三方面入手,加强权利保障和制度建设,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的情境优越性,即:在内源系统中,通过主体动员凝聚行动力量、产业融合重塑动能形态、村社理性深化价值认同,从而促进乡村整体的有机参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在乡村内部深入渗透的同时向外扩散,与外源系统进行双向反馈互动,依托政府引导、制度供给、资源链接的条件刺激,提升其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激活内生动力,应从增权赋能、整合资源要素、利益联结三方面入手,加强权利保障和制度建设,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在微观的农业改革实践中,村社组织发挥集体统筹优势,采取“社区本位”的原则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解决了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难题。实践中“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赋予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村社组织提供多元主体需求整合和利益协调的组织基础,二者共同奠定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此外,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营造的社会生态。该社会生态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农业经营改革氛围营造与物质基础改造、村集体落实地方政策的“社区化”调适和农业服务市场的竞争与发展。因此,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重视发挥村社组织的能动性和统筹优势,更需要重视营造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态,为村庄发展和产业兴旺奠定良好的基础。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

西部民族牧区的城镇化能有效推进牧民的转移、提高牧业生产效率,解决超载过牧等损害草原牧区环境的畜牧生产问题。但如何推进牧区城镇化,既能切实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又不造成新一轮草场破坏而危害环境？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争取以最小代价提高牧民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推动牧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牧区市场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解决牧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网络时代的“社会式互动”行为——对中国社区零售转型发展的社会学考察

基于社会行为理论,聚焦于典型案例分析,构建“社会行为-行为逻辑-行为目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该分析框架探究了由社会参与、社会化服务、社会控制和相互支持等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零售中出现的“社会式互动”行为。研究发现,“社会式互动”行为能够挖掘社区零售的核心价值,增加零售机构与所在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进而形成企业发展优势;强调社区共享的意义,是社区零售承载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分析表明,“社会式互动”行为模式的应用可以有效突破零售商与社区居民的关系边界,但仍需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和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的参与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社区零售的转型发展。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在中国农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牧区也仿效农区,逐步推行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双权一制”为基本内涵的“草畜双承包”制度.就时间次序看,这一外部输入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对农牧区生产能力有一个短期的释放,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脱嵌于社会与自然,突出表现为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等“三牧”问题.文章对国内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对内蒙古牧区的调研,认为牧区生态的脆弱性、牧业生产组织的互助性、牧区草场内生的弱可分性,使得草原产权具有家庭层次的不可分性.因此,需要讨论以家庭为基础的明晰产权制度在牧区的适用性.基于资源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基本判定,需要在认识牧区“共有资源”,“公益性”和“公用性”特征的基础上,寻求一种“私地共管”基础上的“合作共管”机制,通过“赋权”、“赋能”等市场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的努力,促进牧区的再组织化;采纳“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或许会成为缓解“三牧”问题有效途径.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邻避事件治理的定性比较研究——基于动机-能力框架

基于动机-能力框架，采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析了地方政府在邻避事件治理过程中选择妥协型回应或渐进型回应的内在机理。地方政府的回应策略根源于利益偏好、规避问责风险、资源整合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的四元互动。经济效益型项目比公共福利型项目更能激发地方政府选择渐进型回应路径。纵向支持与横向整合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渐进型回应。相对沉默的项目潜在受益群众理应成为衡量项目价值的重要参数。为避免陷入“项目实施-民众反对-冲突升级-停建”的怪圈，地方政府应由刚性维稳思维转向韧性维稳思维，通过全流程协商沟通机制实现利益偏好的双向转换，通过纵横联结的资源协作网络实现社会和谐与区域发展双重价值的均衡。     

魂归何处：“阴宅”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功能初探——从周口“平坟运动”切入

“阴宅”是连接死人与活人关系的特殊建筑物,坟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范畴,是农村一种特殊的宅基地.它是农民日常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是维系乡村“文化网络”的重要手段,是维持村庄社会团结的重要载体,更是农民当下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河南“平坟运动”是在国家土地政策和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双重约束下发生的一种“运作土地”行为,它误判了“阴宅”的社会性质,无视其重要社会功能,是一种严重损害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为.为防止这种行为的再次发生,有关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加强和完善.     

内蒙古部分地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总体上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普遍肯定,同时也出现了机制的持续性有待明确、补奖标准普遍较低、项目叠加实施现象较普遍牧民利益受损、禁牧区牧民的未来生产生活无保障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且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本文指出,补奖机制应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来进一步完善,以便实现草原牧区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赢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