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甘肃的田赋

所谓田赋,就是封建国家按亩抽收的土地税。在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中,它是财政收入的大宗。研究地方史,不得不注意到财政,而要研究财政,就不得不注意到田赋。因此,本文就清代甘肃的田赋作一些探讨,以求匡正于地方史研究者。 (一) 清代甘肃的土地,按大类划分有三:一曰民田,二曰屯田,三曰官田。 民田,就是地主、牧主(土司)和自耕农拥有的直接向国家提供赋税的土地。其中包括民赋田、更名田、番地、土司地、监牧地等等。从历史渊源看,民赋田就是田主从明代就承继下来的土地;更名田是清王朝把接受过来的明代藩王田产“给予原佃种之     

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

官商制度,即封建国家利用政治强权控制商业贸易的一种制度,长期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所奉行不替,其控制之有力,规模之庞大,制度之严密,时间之长久,也为世界各国封建史上所仅有,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的“大司农”,唐代的“少府监”。北宋的“博买务”,宋、明的“市舶司”,明代的“领市司”、清代的“十三行”等等,都是推行这种官商制度的设施。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颇具特色,本文试作浅析。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工匠地位晋升探微

明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离不开匠人的辛勤劳作,深入解析明代匠人的情况在物质史的研究中十分重要,这是现今理解"明式家具"等杰出手工作品所呈现的面貌的重要前提。明代手工业以江南地区的发展最为突出,在之前封建社会工匠所享社会地位并不高,明代前期实行的匠籍制度,让工匠处于半奴役的状态,这一情况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得以改变,工匠地位逐步得以提升。此文以江南这一手工业高度发展的区域为例,围绕"江南地区工匠地位晋升"这一问题进行原因探讨和表现分析。     

再论朱熹的“籍贯”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被尊称为“朱子”。他的理学思想,自南宋后期直至近代,曾统治中国达七百年之久,对日本、朝鲜以及欧洲也有很大影响。 朱熹是徽州婺源还是建州建阳人?这是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古时籍与贯各有所指 探讨古人是什么地方人,必然提到“籍贯”。其实古时的籍贯与现在定义不同。在清代以前,籍与贯各有所指,“籍”是指登记服役的册子,如军籍、匠籍、民籍、商籍、乐籍、     

太平天国“废除”买卖婚姻吗

《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几天下婚姻不论财”。据此,有的同志得出结论,认为太平天国“主婚姻上废除封建的买卖婚姻”(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妇女》,载《太平天国史事考》,第318页)。一些教科书亦采用此说,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问题,不过是重复历史上封建道德家的某些箴言。如明代吕新吾《闺范》写道:     

章回小说发展轨迹的追寻

一问题的提出古代章回小说的研究,自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众多小说史、文学史在章回小说发展期限划分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鲁迅分为“明代小说”、“清代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分为“明初的小说”、“明中叶至明末的小说”、“清初至清中叶的小说”、“近代小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为“明代小说”、“清初     

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

唐代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朝代一样，是一个重本轻末的社会。在唐代，政府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土农工商四类，其中，土的地位最高，农则被政府视为根本，这两阶层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良人，而工商在唐代虽受到了远较前代更多的重视，但从法律上讲，官府工匠仍属贱民，私营手工业者和商人虽然脱离了贱籍，但在一般的观念中，他们的身份依然较为低贱，对工商业者的限制仍然很多，如：工商不得为官；普通百姓一旦成为官府工匠后，就不能脱离匠籍．工匠不得与良人为婚；工商业者所穿衣服的颜色有别于百官和庶人，甚至连工商业者骑马也在禁断之列，等…     

封建教育破产的典型范例

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对18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进行了揭露与抨击,同时,也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教育制度。从贾宝玉这个具有时代色彩的叛逆者的形象塑造过程中,作品对封建教育批判的广阔性和深刻性集中体现了封建教育的破产。一、封建社会教育──科举制度的叛逆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发端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四朝,至清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宋明以来,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被统治者思想上的钳制,都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到了明代,理…     

明代罚俸制度述论

官俸是国家付给官吏的报酬。罚俸是一种行政处分。罚俸制度是为着强化皇权、驾驭百官,也是为着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明代封建统治者在谋求治国理民的策略中,总结了历代罚俸制度的经验教训,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了这一制度,探讨明代罚俸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其得失,有助于全面了解明代的政治制度。 有明一代,历时二百七十余年。由明政府制定颁行的罚俸政策前后不尽相同,依据罚俸原因划分,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上书论劾忤旨的处罚。明代历任皇帝无不提倡官吏上书言事,不仅明确提出:“凡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匿,皆得言之”,而且还把能否直言作为鉴别官吏忠不忠的重要标准,宣称“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可是,有不少官吏则往往因其建言论劾不合朝廷的心意而受到罚俸的处分。此类情形,可分为下述四种:     

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开创性研究

经君健同志所著《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一书,已列为《中国社会史丛书》的一种,最近出版。这是一部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都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存在由社会地位特别低下、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构成的贱民等级,是封建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贱民等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但到明代,封建国家的法律,开始对民人区分良贱。到了清代,封建国家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贱民的范围,把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蛋户、佃仆、隶     

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初年,清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列商人为四民之一,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出“恤商”,制止官吏对商人随意苛取勒索,废止匠籍制度,松弛手工业生产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增加商品货物的生产与流通,允许一定数量的私盐煎煮与运销,允许运粮漕船揽载商人货物,统一台湾后又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这使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兴起的天津商业恢复了生机,漕运的兴盛,特别是取消海禁带来的海上运输业的活跃,给因河、海运输而发达的天津商业注入了活力,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至清中叶,天津的商业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天津成为沟通南北方、沿海各埠与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商业中心城市,在促进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中国封建社会的增俸养廉及其历史反思

封建官吏的俸禄制度,是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在酬给方式上进行的一项重大变革,这项制度确立之后,奴隶制度时代授民授疆土的世卿世禄制遂告废止。这使俸禄成为封建君主驾驭和控制封建官吏的一种主要手段,从而在君臣之间形成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封建雇佣和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且,由于封建官吏的俸禄不再由本人直接敛取于民,而由封建国家在全国范     

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晚明清初的学术思想,一直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学术史时段来讨论,大致不出以下两种情况:一、因研究明末清初的某个或若干个思想家,在追溯其师承关系时,往往不得不追溯到晚明;二是在讨论清代学术的渊源时,也不得不从晚明学术寻找其学术“基因”,如研究清初的经世之学,便会从学术史自身发展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而研究清代盛行的考证学,则可追溯到明代中后期。这两种研究方式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倒放电影”或“由果溯因”,即带着某种预设去追寻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这对厘清某种学术或思想的…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城南书院志》序

“城南”之肇自有宋,与“岳麓”先后相等,其隔江对峙,各籍先贤之声迹以俱永。然后麓自宋历元、明,经兵燹者数矣,而旋毁旋复,至今一树一木,凡先贤手泽,无不可指数。及之“城南”,则自“紫崖先生”四字及妙高峰祠宇数椽而外,曰舍、曰堂、曰轩、曰楼、曰亭、曰榭、曰湖、曰谷,渺茫不可复问。虽以前明吴、翟诸君子累议修建,卒以阻于不能清复而止,岂非阙于载笔故耶?今国家承平垂二百年,圣圣相承,作育遍于四裔,民气蒸蒸,敬典惟上所命。而贤有司宣风布化,又无不以牖民觉世为兢兢。而我南轩先生七百余年之废迹,始克从荒烟蔓草,…     

清黔湘苗区屯政之比较

屯田制度。早在西汉时就已有之,此后历代延续,到明代有军屯(卫所屯田)、民屯、商屯之分,管理亦趋严密,屯田制度更渐完备。屯田制作为一种国有土地或国家干予权很大的土地制度,在清代,因地主经济充分发展,其在内地已无大规模存在之可能,统治者亦不能不将其加以变通。“以故屯地升为官庄,屯军改为运军,而无运卫所悉行裁革,内地屯田迴非旧制。”但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屯田却以     

清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产物,形成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初具规模,以后各朝相沿承袭。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它处于中国封建政治和经济的末期,统治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因而有可能进一步比较全面地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因此,清代的监察制度也在明制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历代监察制度相比较,清代监察制度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吉州窑工匠在景德镇瓷都地位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宋末元初,文天祥在江西吉州起兵抗元,带走了一批吉州窑工匠。元军占领吉州永和镇前后,其中一部分与文天祥勤王军有关系的工匠逃往景德镇。此时景德镇制瓷原料危机,吉州窑工匠特有的生产方法在此发生碰撞,形成对景德镇瓷业弊端改革的想法,逐步采取试验的措施,结果推动了景德镇瓷业的进步,从而对景德镇瓷都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试论明代里甲制度

关于明代里甲制度,国内已故著名学者梁方仲教授和国外日本学者,都曾作过深入研究。日本学者或认为里甲是政府征收赋税的组织,或认为它具有“共同体”的机能,或认为它既是征税机构,又具有“共同体”机能。讨论是热烈的,分歧也很大。明代里甲制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和历代的亭里制、里正制、保正制一脉相承的封建政权乡村基层机构。它作为中国封建政权总体的一个部分。我们以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