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赶超战略得以顺利推进的荣辱观因素

邓小平所带领实施的赶超战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了顺利推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荣,邓小平对实施赶超战略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倡导以实事求是为荣,邓小平正确分析国情认定赶超起点,科学规划了赶超步骤;以"三个有利于"为荣,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使实现赶超战略有了新的举措;崇尚教育和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工作,邓小平寻找到了赶超战略的新重点。     

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全面国有化——四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有制理论与现实

本文系统描述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农村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和政策的演变；俄国农村变革破坏了原有的商品粮供应机制，但没有及时建立起新的机制。由此造成的粮食收购危机是推动苏维埃俄国走向全面国有化的直接推动力；推行以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是更深层次的推动力。加上当时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等因素，使以全面国有化为基本框架的苏联模式成为当时最可能的一种选择。这种全面国有化并非是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而是推行赶超战略和解决粮食收购危机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西部城市新贫困

西部城市新贫困问题的症结之一即在于,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各省区在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更加不符合其比较优势,赶超特征尤为突出。这导致在社会和经济转轨时期,西部地区大量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转为显性,从而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在职和退休职工低收入。因此,解决西部城市新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目标,根据西部地区资源和劳动力较为充裕的比较优势优化增量投资,对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列宁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对贫困落后的苏维埃俄国进行了认清基本国情、提高工人地位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三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从而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结合中国共产党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将列宁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经验运用到消除贫困工作中，揭示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消除贫困的内在要求，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可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在区分和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键问题上，不仅可以彻底消除贫困，而且还可以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     

对"赶超战略"的再认识——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背景

在全国人民沿着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有必要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选择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战略”进行回顾。“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重要的差异之一在于技术路线的选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赶超战略”也许可以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基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而凝练出的不畏艰难险阻、争当世界一流的“赶超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全球化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尤其需要珍视这种精神。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贫困文化：贫困农村地区贫困的文化分析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新时期的战略构想和目标追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为此就要关注贫困，消除贫困。本文结合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分析了农村贫困现象的存在对和谐社会造成的影响，并从文化角度分析了贫困产生的原因，指出只有改造贫困文化，才能真正消除贫困，构建和谐社会。     

福建省贫困人口空间分布、致贫因子及扶贫路径研究

根据2013年福建省贫困人口县域分布数据,福建省贫困发生率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以东南向西北方向增强的特征,地区间的贫困程度和贫困人口规模分布不均,尤其在山海之间表现得极为明显。以贫困发生率指标作为贫困人口空间分类依据,将福建省划分为消除贫困区、轻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重度贫困区和贫困重灾区等5个类型贫困区,针对存在贫困问题的区域进行研究,并着重分析轻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重度贫困区和贫困重灾区的主要致贫因子,归纳总结出相应的支出型贫困、战略型贫困、区域型贫困和产业型贫困等4种贫困类型。据此,基于区域贫困瞄准视角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扶贫路径:(1)完善贫困救助制度,提高风险抵抗能力;(2)发挥区位优势,转变发展战略;(3)全方位多维度切入,构建组合扶贫模式;(4)完善升级产业布局,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对“赶超战略”的再认识——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背景

在全国人民沿着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有必要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选择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战略”进行回顾。“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重要的差异之一在于技术路线的选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赶超战略”也许可以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基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而凝练出的不畏艰难险阻、争当世界一流的“赶超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全球化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尤其需要珍视这种精神。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调整

实施西部大开发,需要有相应相宜的战略调整,这就是找准比较优势,明确赶超战略,以战胜贫困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贫困为核心;以制造业为基础,推进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和旅游产业,有序地在个别中心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西部可以在国内区域经济分工体系中扮演"制造业基地"角色,国家军事订货将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支持和组成部分.为此,西部各省市区必须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我国实现“赶超”的战略选择——建国4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赶超发达国家是我国经济建设始终追求的目标。40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相当落后。这就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赶超战略。本文以我国40年的经验教训和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为背景,从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具体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实现赶超的战略选择。     

西部大开发中的武陵山区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过去在武陵山区的各地均有,但全区整体则没有。从各地战略来看,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失误,需要作适当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文从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阶段、战略重点和措施五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的关健是战略指导思想,要由过去的“急于赶超”调整为“逐步赶超”。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在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等方面一脉相承,集中体 现了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思想,并强调了赶超的阶段性。由于三代领导核心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他们在战略目 标、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方面的选择又都有不同的侧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三代领导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进行比较研究,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规律,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 导,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赶超”战略探析

赶超战略是后发式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确立了其有中国特色的赶超战略体系,不但确立了赶超目标与赶超重点,而且进一步制定了赶超政策,挖掘了赶超源泉。毛泽东“赶超战略”的形成有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又有消极的影响,对其评价要客观公正。     

略论美国“工业立国”赶超战略

对比英美两国生产要素、制度环境、国际环境以及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选择了“工业立国”的赶超战略。“工业立国”赶超战略即通过促进工业发展,推动国家工业化,实现对英国的经济赶超,具体包括实施保护性关税,建立国家信用体系,鼓励发明创造,建立合理的市场运行规则,改善运输业,加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工业立国“赶超战略”为美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注重制度构建、减少行政干预的发展模式,推动了工业化和经济赶超的实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表明尽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对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现实难点,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应为:一是创新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的对接机制、相对贫困的认定标准和识别体系、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对标机制;二是坚持内扶与外扶协同联动,建立一体化“扶智”体系,在乡村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增强其获得感,破解“等靠要”意识,强化内扶的动力之源;三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相对贫困群体的就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支撑体系,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可持续发展保障。     

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扶贫的思考

农业产业发展既是脱贫攻坚时期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减少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有限,农业产业开发多以地方特色经济作物为主。现实中,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存在思想观念因循守旧、基础设施欠缺、综合支撑不足等问题。本文剖析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困境,以西藏深度贫困村庄的经济作物产业发展为例探寻打破困境的措施。经济作物产业扶贫要遵循区域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双重逻辑,强化扶志与扶智、因需建设、综合支撑等路径,破除限制条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支持。     

从资源控制到资源回馈——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之变迁

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是指基层政权对于乡村资源占有、配置和运用的特定模式,主要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决定。改革之前,为满足国家推行计划型赶超战略的需要,基层政权对乡村资源形成了总体性控制的管理模式。改革之后,国家逐渐放弃计划型赶超战略,转而实行市场型比较优势战略,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模式也从总体性控制演变为有限化控制。而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后,基层政权的乡村资源管理正在从管制型的资源控制模式转向服务型的资源回馈模式。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