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自由

道德自由是人们根据道德必然规律独立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与决定的一种能力、权利和境界。道德自由既是对道德必然的认识与自觉运用,同时也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在道德生活中的一种自抉自主。加强和维护道德自由,一方面有助于维护人的道德尊严,另一方面有助于化解道德风险。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大众传媒的道德权利及其现实意义

大众传媒的道德权利是其应该享有的自由和尊严以及实施道德行为的权利,包含道德资格、道德自由、道德尊严、道德主张权和正当利益等要素。大众传媒的道德权利为其行为提供了重要保障,增强了其责任意识和履行道德义务的自觉性,提升了其自我监督作用,完善了对其道德评价机制。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它能够使其自身赢得更多的自由和尊重,其客观、公正性要求越来越强烈,拒绝庸俗、积极打造健康的娱乐生活的道德能力不断提升,促进文化共存共荣的责任意识将不断增强。     

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利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法学领域,道德研究很少涉及权利问题.对权利问题的单一性理解及对道德权利的忽视,使我国的道德建设难以跟上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唯有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着眼,凸显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价值蕴含关系,方可在立法实践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加以规范,对新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属性与内容予以合理的规定.     

论道德自由中人的两种道德责任

道德自由是主体根据道德必然达致的自由,它指向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在道德上自我实现的统摄下,从道德必然与主体自由中就衍化出人的两种道德责任形式,即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形式和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形式。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以道德必然为根据,以道德义务的形式出现;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以道德自我为根据,以道德选择的形式出现。人的这两种道德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自由中,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责任形式,都会阻碍主体道德上的自我实现。     

论人权的非道德性

从法律的公共道德性看,人权的道德性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体现出来,离开法律判断,人权的道德性不具有公共性。而在法律制度下,人权价值的取舍不完全受制于公共道德的要求,还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由目标等本体论、认识论等因素的制约,所以,人权的正当性不完全来自于道德评价,人权也具有非道德性。人权的非道德性主要是强调人权的正当性应当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人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素的制约,人权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权离不开道德评价,但是,人权价值背后的利益冲突导致人权的价值取舍不完全受制于道德要求,人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考察人权的正当性基础应当关注人权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权的道德基础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人权的规范要求上,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来考察人权的特性,需要重视人权所追求的人格利益在现实中可以得到制度保障的实际状况和程度。人权性质过于主观化不利于人权事业的发展。     

道德权利的特点探析

道德和法律是调节人的社会关系、规约人的行为选择的两大基本文化形态和规范体系。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对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界定和维系。其不同点是:道德规范大多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主要依靠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而法律则需要国家的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的强制力量加以维系。因此,与法律权利相比较,道德权利具有以下特点:道德权利的产生具有多元性和自发性、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非对应性、道德权利的实现途径具有多重性、道德权利主体具有自择性等。对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有利于正确理解道德权利的基本特点,进而有利于促进对道德权利及其相关问题的准确把握。     

论经济道德人

概念抽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此法提炼而来的经济道德人概念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工具,既有其思想史的根源,也有其理论合法性、实践原型和批判锋芒,它对于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和经济伦理的现实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论道德绑架行为的伪善性和危害性

"道德绑架"现象近年来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道德绑架行为大多发生在公共生活领域,它隐含了对被绑架者较高的道德期待,是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精神性强制。道德绑架行为的伪善性主要表现在:道德绑架者只说不做,只对他人布道,自己却不去做要求别人做到的道德行为;道德绑架者内心的道德愿望与其外部表露出来的行为不一致,往往口是心非;道德绑架者自以为是正义和善的化身,热衷于评价别人的行为,严以律人,宽以待己。道德绑架行为的伪善性与道德绑架者个人的道德经验密切相关,源于道德绑架者强调主观动机的善。道德绑架戕害了个体的道德自由和道德权利,模糊了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标准,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论人的道德存在以及人的自我完善

人不仅有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而且有着道德存在的内容。正是人的道德存在,才是人的社会本质所在,对于理解人、认识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思想史上,思想家们对人的道德存在有许多宝贵的猜测,但是,明确认识和研究人的道德存在的理论成果并不多见。人的道德存在是通过人的道德直觉的方式而得以实现的。近代以来关于人的认识的哲学,基本上是基于人的精神存在的分析框架,它不适用于对道德存在的理解。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需要有全新的视角。认识人的道德存在,对于发现人的自我完善的途径,有着积极意义。     

论道德领域中的自由问题

本文认为 ,道德作为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常为人们所忽视。于是 ,提出了道德领域中三个方面的自由 ,第一 ,个人的行为符合他那个时代的主流道德理念及其法则所获得的自由 ;第二 ,个人的行为动机及其行为本身 ,出于道德法则规定的义务或责任而获得的自由 ;第三 ,个人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世界发生变革的时期 ,表现为否定现存道德的合法性 ,追寻应然的道德理念及其法则 ,进而获得自由。文章最后讨论了提出道德领域中三维自由的理论意义。     

论人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

西方启蒙精神颠覆了古代人的自由观，将对自然和城邦的义务性自由转变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性的自由权利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丰盛物质财富的同时，制造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超越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需要新建一种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用以限制权利性自由对自然的滥用。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生成于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本体论，其实现形式是看护自然的存在真理。看护自然与看护自我是统一的，但看护自然优先于看护自我，唯有先行看护自然才能真正做到看护自我。     

人的全面发展与道德人格的培养

道德人格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 ,在明确人的全面发展、人格、道德人格涵义的基础上 ,着力从重视道德需要、道德认知的养成、道德选择和自由的实现、加强自我修养等方面对道德人格的培养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维护人的尊严:道德建设的核心课题

在当今社会,尊严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实上,维护和捍卫人的尊严已经成为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尊严作为一种关系性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于他物而言的优越性。尊严的维护是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这种维护既包括内在的维护,又包括外在的维护。前者着眼于个体,强调从每个人的自我修养做起,自我珍重并尊重他人,进而使自己配享尊严;后者着眼于法律秩序,强调从法律上捍卫每个人的正当权利,维护权利就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人的尊严。     

道德权利问题研究三十年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伦理学研究中存有一个"道德权利空场"。随着社会存在的变迁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的完满发展,这一坚冰逐步被打破,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维度审视道德权利,在道德权利的学理合法性、内涵、现实意义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内在关联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道德权利的已有研究成果择要概括梳理,有助于道德权利问题研究的持续、深入进行。     

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下)——卡尔·威尔曼等美国学者对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

权利冲突是法治领域中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如何解决权利冲突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所要竭力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讲,通过立法和司法是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美国学者卡尔·威尔曼的《真正的权利》一书中所列举的典型案例为据,系统地介绍威尔曼和其他美国学者"解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时,对这些典型案例的道德推理过程及其所阐发的精彩论证。这些道德推理过程及其论证和论点是笔者最感兴趣的部分,也是中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在研究和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较为缺乏的。通过这些推理,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有关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双重权利的冲突问题。     

布兰特道德权利的内涵

准则功利主义代表布兰特首先通过对比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及对道德义务概念术语的分析得出了道德权利概念的深层含义;其次,布兰特对道德义务中社会道德准则与动机问题进行了简析,并认为遵守道德准则将成为人们尽义务的重要保障;最后,布兰特借鉴罗斯显见义务理论来指出了道德权利的相对性这一核心问题,使其成为化解功利与权利之争的一把利剑。     

道德权利问题研究三十年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术界关于道德权利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1980年代中期,道德权利问题开始受到伦理学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和探讨的热点.在道德权利范畴能否成立或是否具有合理性,道德权利的含义、内容和特点,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等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最.在取得较大理论突破的同时,学术界关于道德权利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深化.     

道德绑架妨碍了道德自由吗?

道德绑架现象不断出现,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流行意见认为,道德绑架之所以让人不悦、应当受到谴责,主要是因为这种行为妨碍了受事方的道德自由,它是一种道德错误。然而,这种流行意见并不正确。它自相矛盾,并很可能混淆了自由和道德自由这两个概念。我们应当区分两种意义上的道德绑架:常识理解的道德绑架和真正的道德绑架。只有在后者中,道德绑架才会妨碍道德自由。对前一类现象,我们应更多地提倡道德担当。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析托马斯·内格尔的道德运气论

威廉斯提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后,内格尔把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不仅深化了讨论的视野,而且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不过,由于他依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同时对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结果导致他的立论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的漏洞,一方面主张运气能够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另一方面认为道德责任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其实,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运气无论好坏,都只能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定性的轻重程度,却不足以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本身,也不足以取消主体对于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后果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