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自春秋以来的2300余年间,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均奉为圭臬,相沿未革,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革,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经历了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的演化过程,“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相继成为表达“民族之统一”、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说法,而其最初形态即为与五族共和观念相适应的“五族一家”之说法,孙中山及之后的北洋政府文告都曾频频提及“五族一家”一词。南京国民政府仍会在某些涉及民族事务的文献中使用“五族一家”等提法,后来国民党当局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以“宗支关系”定位国内“族群”关系,较少提及“五族一家”;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并阐述了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思想。当时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内涵包括：各族都自认为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或“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中华民族”这一名号所包括的国内各族同属于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始祖”“人文初祖”的大家庭;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人常以“亲属关系”定位现实中的民族或族群关系,视其为血缘相通的宗支与亲如同胞的兄弟民族;各派政治人物、各个民族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华民国领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略论薛道衡的“大一统”思想

薛道衡是北齐、北周和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核心是"大一统"。开皇四年(584),薛道衡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的期盼,开皇八年(588)的论述主要是对实现"大一统"的"筹略",大业五年(609)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局面的称颂。薛道衡"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本就很短,倒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在民族治理和相关宪政制度架构上基本采取了“五族共和”的完政政策;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住,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因此,梳理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南北和议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完政努力均不容忽视。     

“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政策

“大一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一直秉承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大一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共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大一统”思想内含的民族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在坚持华戎同轨的思想基础上,又推行了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维持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 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文化背景的大一统——从西夏文化遗存看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

西夏文化的主干是传统文化的翻版,只是一些表象与形式上的内容才融入了党项民族的文化。包括政治层面的直接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主要表现在西夏文字与西夏文化所涵盖的内容、西夏佛塔与西夏建筑文化、西夏石窟与西夏宗教文化、服饰文化影响等,由这几方面就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及其程度,体现的是“大一统”的文化背景。     

论"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

"五族共和"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华民族的构建及近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直接影响、深远影响、消极影响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大一统”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和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而萌芽。春秋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战国晚期历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将其创造性运用于政治实践,促进秦国迅速崛起和完成统一,进而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兼容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秦文化及其特有的心怀天下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富国强兵的发展观和奋发有为的事业观,正是“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和成功的主导力量。     

传统大一统思想、权力意识对现代中国统制经济体制的影响——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组论之二

在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的经济取向是以统制经济的非市场化取向和自由经济的市场化取向这种双轨制出现的,以非市场化为主导取向。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来看,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权力意识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为,国统区内集权性党治模式与垄断性经济统制的一体化,统制经济运行机制与高度集权的权力系统、一元独断的价值系统相结合,共同造成经济现代化的内生性痼疾,即经济统制的官僚化和权力经济的腐败化。     

《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

《春秋》"大一统"观在秦汉时期的再度彰显,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心向背和历史发展大势。文章从四个方面就此一问题展开论述:一是追溯《春秋》"大一统"观的思想渊源,二是考察《春秋》"大一统"观的历史内涵,三是分析《春秋》"大一统"观的政治诉求,四是纵论《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文章的结论是,在《春秋》"大一统"观的统领下,秦汉思想家和文学家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有为,凝魂聚魄,强化了我们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传统文化意蕴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 发展,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弘扬。具体说来,“一国两制”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体现了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的时 代价值,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践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渴望、 对统一的追求,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理想模式产生共振效应,表现了“和而不同”、容纳百川的气 概,集中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精神,让中华和合文化大放光彩;“一国两制”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 深切关照既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又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能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找到源头活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 化和民族形式的最完美的结合。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试论“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

试论“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江春　十年“文革”带给中华民族的是一次沉重的浩动与灾难，它扭曲了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但这场铺天盖地、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文革”，并非天外来客，倏然而降。“它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积聚的各种矛盾、弊病的一次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