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兀纳罕·李斡勒的性质

为了研究古代蒙古社会性质,符拉基米尔佐夫在《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中对兀纳罕·孛斡勒作了有价值的探讨。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这不仅因为兀纳罕·孛斡勒人数众多,而且正是他们构成了古代蒙古社会生产的基础。但迄今对兀纳罕·孛斡勒的研究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封建社会牧奴的前身,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部落奴隶,从而对古代蒙古社会性质作出各不相同的结论。笔者认为,正确了解兀纳罕·孛斡勒的性质,是科学阐明十一至十三世纪初蒙古社会性质的关键。     

僮族、瑶族史上几个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者曾对僮族,瑶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尢以今年七月间,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僮族、瑶族历史科学讨论会,更为深入。现将以往讲座的几个主要问题,综合介绍于次:关于僮族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对于僮族原始社会何时崩溃,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何时确立、土司制度的性质等等问题,民族历史研究工作者们的意见,尚有分歧。主张经过奴隶社会的同志认为,研究僮族古代社会,要注意东方奴隶制的特点。僮族古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直到十一世纪中叶,还存在三种不同的     

穆昆塔坦制成立的背景和意义

具有上述内容的族籍表(太祖老档的族籍表),正确地说来,应叫作穆昆塔坦表。那么通过此表所见到的穆昆塔坦制,是以什么性质的社会为背景而产生的,以及这个制度是否真是女真社会所固有的制度呢?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我认为,同蒙古社会进行对比研究,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女真和蒙古民族都属于广义的狩猎游牧社会,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性,问题就自然会得到解答。如上所述,努尔哈赤汗的中央行政机关,是以五昂邦为主体构成的。其中,有一个人是昂邦扎儿固齐(大法官),一个人是首席虾,还有一个人是昂邦巴克什。在中央行政机关     

十至十二世纪蒙古族的氏族公社

公元十世纪前,蒙古族是处在原始社会,而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国家以后,即步入了早期的封建社会,这在蒙古史的研究者当中是没有异议的。但在其间的十至十二世纪,蒙古族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抑或曾形成了奴隶制,目前却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我个人初步认为,当时蒙古族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制度下,下面略述一点粗浅的看法,求正于蒙古史学界。当时,蒙古社会的生产力,无论在游牧的草原部落或狩猎的森林部落,都有所提高,但还是很低下的。作为蒙古社会生产力发展象征之一的畜牧业,还没有在经济部门中居绝对统     

蒙古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渡的问题

古代蒙古社会如何向封建制过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关于过渡前蒙古社会情况如何,也还有不同看法,须要交代一下。一、十三世纪前蒙古的社会情况据我所接触到的史料,十三世纪前蒙古社会中已有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     

谈谈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的性质问题——兼与束世澂、施修霖和陈吉元同志商榷

关于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以下简称彝族社会)的性质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中讨论已久,迄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我认为该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现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并就有关问题,与认为是封建制的束世征同志和认为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的施修霖、陈吉元同志商榷。一、奴隶制和封建制各自的特殊点人们认识事物,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     

僮族真的“喜吃稀饭”吗?

民族出版社出版,黄臧苏编写的“广西僮族历史和现状”一书,对我们僮族人民了解自己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对书中有一句判断性的话是有不同意见的,这里特地提出来,希望作者考虑。这就是在本书的第五十一页第十五行中,叙述到关于僮族人民饮食方面时,指出僮族人民“喜吃稀饭”。僮族人民真的是“喜吃稀钣”而不喜吃干饭吗?(作者不一定有这意思)我以为这句话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这只是一句话,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弄清楚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吹毛求疵。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需要多费考证的问题,只要我们真正去了解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就可以懂得。从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民歌中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民歌是人民群众的真实思想感情的反映,它的可靠性有些比文献记载更真实。关于吃稀饭的问题,我们县有两首山歌(僮歌)可以用来说明。     

从部族的定义看夏、商、周三族的性质——与王雷同志商榷

王雷同志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的《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一文,除对民族的定义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论证外,还专门论述了什么是部族,对部族的定义也作了论证,并认为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共同体”都是“部族”。对于部族的定义以及夏、商、周三族的性质,我们尚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来与王雪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学术界同好。 (一) 部族问题,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老问题了。王雷同志虽然正确地肯定了部族是人们共同     

有关满族历史上若干问题的讨论

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于四月底至六月初,邀集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云南等地的有关历史学家和满族人士,连续五次召开满族史学术座谈会,讨论了有关满族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关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关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实质上是满族是否经过奴隶制的问题,会上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十四世纪末,作为满族直接先世的明代女真人就已大量掳掠、买卖人口为奴,各部酋长就是奴隶的所有者,奴隶被使用于家务劳动和农业耕作,“役使多端,不堪其     

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蒙古族中学开设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基本状况

本文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8所普通蒙古族中学开展蒙古族传统体育课程的现状进行调查,通过调查了解了内蒙古中西部蒙古族中学开设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基本状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区蒙古族中学开展蒙古族传统体育课程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与施修霖、陈吉元两同志商榷关于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结构问题

解放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大小凉山地区彝族社会的奴隶制度,已经被彝族人民彻底废除了。过去被压迫被奴役的奴隶,已经成为国家和本民族的主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道路。关于民主改革以前,大、小凉山地区彝族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中,还有不同的意见。除了认为是奴隶制或基本上是奴隶制这个意见以外(如:“教学与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八——九合期·胡庆钧同志的文章,“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夏康农等同志的文章);有的认为是封建制或基本上是封建制(如:“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张英达同志的文章,“云南大学学报”·一九五八年第一期·江应梁同志的文章);还有的认为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如:“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九期·施修霖、陈吉元两同志的文章)。梁山同志和陈可畏同志的两篇文章,是赞成奴隶制、不同意封建制或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意见的。发表在这里,供同志们参考。今后有关凉山地区彝族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文章,本刊还准备发表。     

论韦昌辉的民族成分

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的民族成分,解放以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韦昌辉是汉族客家人,我们把它概括为“汉说”;另一种意见认为韦昌辉是壮族,我们把它称为“壮说”。这两种意见的争论,不仅关系到韦昌辉个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而且涉及到对任何个人民族成分的评定和恢复应遵循什么思想原则。因此,继续展开深入讨论,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提高思想认识,是很有好处的。 (一)“汉说”质疑持“汉说”者,以罗尔纲先生及李毓麟、王湛恩等同志为代表。     

中世纪蒙古牧奴制的形成

众所周知,符拉基米尔佐夫论证了在游牧畜牧业民族中存在着封建制生产方式。他四十多年前研究得出的论点,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领域内牢固地确立起来。但是,也应该指出,对“游牧”封建制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并未终结。本文的论题就涉及到这样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符拉基米尔佐夫是最早注意研究关于十一——十二世纪蒙古社会中称为兀纳罕·孛斡勒制度史料的。这位研究者从具有这一名称的社会集团发现了牧奴依附于富有的显贵家庭和氏     

蒙古奴隶制初探——蒙古诸部统一前的社会性质

成吉思汗统一诸部于一二○六年建立起统一的蒙古族政权以前,蒙古的社会性质如何?是氏族制,抑或奴隶制?长期以来众议纷纭,始终未得到园满解决。一种意见认为,蒙古族没有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而且游牧民族也不可能形成奴隶制。诸部统一前,蒙古族是处在氏族制末期,奴隶虽然存在,但只是家庭奴隶,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现象。诸部统一后,蒙古族越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直接由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另一种意见主张,诸部统一前,蒙古族是处在奴隶制发展阶段,当其迈出原始氏族制之     

试论达干尔族的族源问题

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过去有过不同的意见:有说达斡尔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的;有说达斡尔是契丹或白鞑靼的;也有说达斡尔是元末明初才出现的等等说法。根据我初步接触的材料和分析研究的结果,认为达斡尔族来源于契丹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然不是说辽代契丹全部发展成为现代的达斡尔,也不是说达斡尔没有契丹以外的成分)。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讨论参考,并希指正。     

巴尔达齐遭清廷惩处说辨议——兼谈达斡尔族有关历史传说的虚幻与史影

关于清初达斡尔族的出名首领巴尔达齐,在一些历史传说和著述中,都有所谓他遭到了清廷的严厉惩处。日人池尻登的《达斡尔族》一书在谈到过去达斡尔族社会中产生奴隶的原因时,即说:在康熙时代,巴尔达齐“不顾皇帝给予的厚遇企图背叛,帝愤怒已极,乃杀戮其血缘三族,对他六族赐予‘世世代代为达斡尔人做奴隶’的身份”。在布特哈达斡尔族中     

关怀——深切悼念茅盾同志

茅盾同志,我敬爱的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他老人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以及在我国革命文化运动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是用不着我们这些晚辈来论述的。我只谈谈他是如何关怀、培育我这个蒙古族文学新苗的。 1961年夏天,我正在鄂尔多斯高原搞整风整社,有一天,接到斯琴高娃同志的一封信,传达了茅盾同志对我的短篇小说《欢乐     

关于西瓯、骆越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

关于西瓯、骆越的历史,目前在学术界仍存在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意见主要围绕着族称、来源、分布范围以及先秦时期岭南的社会性质等问题。本文仅就上述诸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妥之处,请识者斧正。一、关于族称及其分布范围最近有人提出骆越不属于古代百越族群的范畴,根据似有不足。“百越”名称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     

改革习俗不能用行政手段

对壮族歌圩的不同意见,不单是对这种传统的民族形式的分歧,而是涉及到怎样正确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根据某些人主观的意向和好恶,随便把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讲成是什么“落后”、     

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

七——十二世纪活跃于中亚的古代突厥系民族之一的卡尔鲁克(Karluk)族,在中国史料中写作葛逻禄或歌逻禄等。关于他们在突厥、回纥、蒙古诸族的兴亡过程中所起之重要作用方面遗留下来不少的材料。但是,有关葛逻禄族的各种记载,大多是片断的,而对于能够显示该民族一贯踪迹的材料则未曾看到。因此,对这些片断的材料进行整理,弄清葛逻禄族的历史,不仅可以使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