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中兰州城关堡砦的置建

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宪收复兰州,到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北宋灭亡,宋与西夏为了争夺兰州,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战争使兰州的社会经济受到破坏,但同时为了战争攻防的需要,城关堡砦却较快地建筑设置起来。 据《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地志》),兰州在北宋初属秦凤路,是该路十二州之一。究其实,当时河湟陷于吐蕃,尚未恢复,隶属秦风,徒具虚名。十一世纪六十年代,王韶收复熙州(今临洮),设熙河路。八十年代初,李宪复兰州,加“兰会”二字,为熙河兰会路。稍后,改为熙河兰岷路,十一世纪末又复故。以后屡经改易,先后有熙河兰廓、熙河兰湟、熙河兰乐等路名称,最后复改为熙河兰廓路。     

王韶及其咏东林诗--兼补校《全宋诗》中王韶诗

王韶是北宋开拓熙河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官至枢密副使.其著述颇丰,但<全宋诗>收录其诗仅四首,另据王韶家谱还可补辑诗一首.校录其中两首诗的诗题和诗句,可见王韶与东林寺有不解之缘.他的咏浇松的诗句,更是老将军自我精神形象的写照.     

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王朝自建立起,国家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和西夏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困扰北宋民族政策制定的当首推西夏。概要来说,西夏对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只能与河湟吐蕃政权结盟共抗西夏;北宋将招、买马的地点愈来愈倾向于河湟蕃族区域;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西夏政权对北宋的威胁和河湟蕃族政权对北宋的严重依赖,使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性。     

试论河湟酋豪对北宋民族政策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非常重视笼络蕃族酋豪.因为,蕃族酋豪不仅影响着河湟唃厮啰政权的政治向背,而且也影响到北宋对河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北宋在不同时期对河湟的民族政策都有他们深刻的印记.     

重估北宋“三家《诗话》”的诗学旨趣

北宋熙、丰至元祐期间,欧阳修、司马光、刘攽三家《诗话》先后出现:首先,它们并非只是随意性的"闲话",也可视为北宋诗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有意识的系统总结;其次,三者隐含了北宋开国到熙丰年间重要的诗学思想,显示了相似的诗学追求;最后,因为主体身份的不同,三家《诗话》彰显了深刻的时代与个性差异;其中蕴涵的诗学旨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

巩昌汪总帅府为元代唯一允许世袭罔替的漠南地方军政官府。降蒙初汪总帅府所辖二十四城的地盘,应该是癸卯春皇子阔端手札付秦、巩等十九州,再加原属金熙河、庆阳二路而后割出的安西、河、泾、邠、宁五州。五府二十七州、四府十五州及五十余城说,则反映元世祖朝至元五年等不同时段,因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彼此消长而造成的地盘扩张或缩小的状态。     

北宋河患与治河

北宋一朝,河患最烈,167年的历史,河决河溢的年份就有73个,河道四次迁徒,形成了有史以来的二股河。黄河对北宋一代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影响,河患加重了积贫积弱的社会形势,强化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治河成为北宋王朝的基本国策。笔者不揣鄙陋,对北宋河患与治河作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将“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     

熙丰变法时期的海外贸易

北宋神宗朝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法运动。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当时的海外贸易。探讨熙丰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填补宋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重要空白,还可以加深我们对熙丰变法的认识。     

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研究

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研究孙建民顾宏义为了对抗来自北方的威胁，彻底纾解外患，北宋长期奉行“东联高丽”的战略对策。但其真正全面付诸实施，却是在王安石领导和影响的变法运动期间。可以说，联丽制辽作为熙丰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变法派富国强兵的基本构想。...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     

论宋代音乐文化在民间的繁荣与发展

宋代音乐文化和唐以前的音乐文化相比较,其显著特征在于音乐走出宫廷和庙宇,下移至民间,并呈现出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宋代皇家贵族对民间音乐艺术的赏识密不可分。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论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

宋代宫廷是宋词创作、传播的独特文化空间,宋代宫廷词创作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文化现象。在具有多重特征的宫廷文化的强力制约和影响下,宫廷对词曲创作有着双重审美态度,对词曲的文化功能具有多重需求,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庄子》产生之地理机缘

历史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庄子是战国宋人,宋国在时间上连接商周文化,在空间上地处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区,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孕育古希腊神话的克里特岛一样,为《庄子》的产生酝酿着极佳的地理机缘。     

南宋自然科学家社会地位的弱化及其独立人格的形成

南宋自然科学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北宋有多种原因,如南宋科学家的特殊现实生活条件、南宋皇权的没落及其科学家独立人格形成对南宋科学发展的影响等,特别是在外患内忧的历史时期,南宋科学家尝试用振兴科学的方式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种努力的历史价值是应当肯定的.     

宋诗中的盐业生产

宋代的盐业生产技术发达,产盐地域广泛,盐业经济呈系统化、规模化发展,虽然宋代流传下来有关盐业生产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但前人对传统史料的挖掘已经较为深入,开发新史料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宋代诗歌作品数量庞杂且流传较多,其中部分诗歌不仅有诗人对于国计民生的忧虑,还有对下层社会群众的关注。试从宋代诗歌记载较多的宋代盐业生产技术、盐业生产体制以及盐民生活三方面入手,运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历史研究新途径,力图展示宋代盐业生产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