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城市化与农民工反贫困：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

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支持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但在中国人口整体规模过大情况下,完全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或迫使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结果只能是贫困人口向城市的搬迁和聚集。较现实的方式是：长期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乡间往返流动模式．即弹性城市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有效地平衡了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化限制与农村低收入之间的矛盾,降低城市严重贫困化的风险。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和农民人数最多的转型发展国家,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显著,并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中国转型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构成未来现代化崛起的重大内容,中小城市化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首先要涉及理念、民众和制度三个重大问题,只有在理念现代化、国民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上,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等现代化才会最终实现。     

农民工的适应性与中国半城市化的形成

目前,中国正在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半城市化问题。半城市化是中国由典型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向＂纯粹的城乡一体化＂转变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根据＂脱离-嵌入＂理论可知,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地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基本完成了＂脱离—嵌入＂过程。但是在城乡管理制度、城乡文化、生活习惯、社会认同、社会心理等方面尚未完成＂脱离-嵌入＂过程,导致了半城市化的出现。各级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缩短中国由＂半城市化＂向＂纯粹城乡一体化＂转变的时间。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持续上升。如何有效遏制城市化进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控制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断增加的关键因素。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结构、进行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促进低碳行业的不断发展将是我国低碳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论新时期我国乡村城市化的现实模式

乡村城市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急速转换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化。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几乎占世界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三分之一,把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域流向,走中国式的乡村城市化道路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一、简要的回顾一个国家乡村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一种密切的相关关系,总的来说两者呈共同增长的趋势。伴随着经济的成长、停滞、恢复与发展,我国乡村城市化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简要回顾将是选择我国乡村城市化现实模式的基础。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就业的调整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并显示出与这个新阶段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文章首先论证了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进城打工已具有不可逆转性。文章还指出,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迫切需要发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通过国际比较,文章论证了城市化作为新增长点的意义,对未来城市化的速度进行了判断,并澄清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扩张和人口增加的关系,进而论述了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要点——新老居民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     

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特征与趋势：一个综述

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回顾已有研究,文章归纳了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倾向的公共政策、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缺乏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进城农民工在地域、非农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活消费、心理认同和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出城市化的不彻底性。在趋势上,由于渐变的制度环境和城市性累积后的阶层分异,农民工＂半城市化＂虽是普遍的、长期的,但已在趋弱、且现加速之势。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重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进城务工农民访谈案例的描述．就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文化机制作用进行了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进域农民工在参与、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通过人际传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个人化不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不信任。经过一个长期的磨合．在城市文化机制与农村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人化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信任。最终实现农民工参与、融入到城市社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式制度的形成,必须先有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和重塑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如何实现市民化,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展开,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和人文关怀、适当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改变对农民工的片面认识实现。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新思路

<正> 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模式,是学术界近年研究的热门课题。诸多论著研究的思路,囿于分割式、封闭式地在农村、集镇、城市范围内孤立探索,其结论大体上是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式的乡村城市化;第二种是农村人口集镇化;第三种是农村人口主要流向城市的传统城市化。笔者认为,从某一角度考察,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从总体考察,上述观点各执一端,都失于偏颇,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从更高的层次、更全面的角度把握城市化的实质、规律、作用和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似乎简化了复杂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城     

走向城市化的中国人口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态势逐渐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本文指出当前人口流动和迁移已超越生育与死亡,成为决定我国人口形势的主导力量;面临着全新的人口形势,我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人口城市化的到来。文中通过对北京和德国的案例分析,从"城市体系"的视角来考察城市规模,提出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去恰当地定位。目前需要的不仅是在理论上正本清源,认清城市化对我国现代化的实现的重要意义,而且要在实践中消除妨碍人口城市化的种种不利因素,从各方面为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以积极推进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农村与城市反贫困制度的关系探析

提供完整的城乡一体的反贫困制度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城乡一体的反贫困制度共同承载着维护社会公平、保证公民享受到自己基本权利的责任。然而,由于历史与经济原因,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中国目前城乡反贫困制度是断裂的,人为划分成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公民相对而言享受高标准的救助,而一部分公民却很难享受到基本的救助, 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有违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贫困实质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反贫困斗争

贫困实质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反贫困斗争郭志仪（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７３００００）一、贫困———国际社会面临的严重挑战２０世纪即将过去，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迎接着新世纪的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却伴随着与其极不协调的阴影———...     

浅议中国城市化的产业基础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产业基础问题有关。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对此做过深入的探讨研究。但中国的城市化现状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重视这些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有益探索——《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减排研究》评析

<正>纵观全球,人口城市化进程虽然是资源集约利用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相互促进,但城市化带来的碳排放量显著增加,日益加剧全球性气候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十亿级人口的国家之一,作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随着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探讨如何制定有效的人口城市化低碳战略政策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     

中国城市化波动的解释:工业化波动和服务化波动的冲击

文章利用消除趋势法得到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化的周期成分度量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化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服务化的波动特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波动可以划分为6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业化波动最为剧烈,服务化波动最为平缓,城市化波动介于二者之间;城市化波动滞后于服务化波动,服务化波动滞后于工业化波动;城市化波动主要源于自身波动的冲击,工业化波动和服务化波动冲击的影响较小;城市化波动分别对工业化波动和服务化波动的脉冲响应曲线均为明显的正弦波,但脉冲响应时滞及冲击力度明显不同;工业化波动对城市化波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服务化波动对城市化波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马尔萨斯模式和中国的现实:中国1700～2000年的人口体系

本文对三百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机制和变动特征作了全面分析,并 与西欧同时期人口发展模式作了比较,指出马尔萨斯理论中对中国人口行为的认识 有与实际不相符合之处。     

空间城市化机制和人口城市化目标——对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研究

无论从城市人口变化还是城市空间变化角度观察,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中国的城市化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地方政府经营土地使用权为内在动力的空间城市化过程,这一机制是由一系列土地法规催生形成的。这一城市化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无意于解决人口城市化中跨省市流动人口的异地城市化问题;它造成空间意义上低效率的假性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具有宏观影响的土地金融风险。本文基此认为,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调整和规范地方政府策动的空间城市化机制,规避其产生的问题,通过激励设计促进城市化在机制与目标方面的协调。     

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理论与研究及其启示

城市化的实践进程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往往遵循"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或者"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空间路径而展开。文章对"空间循环假说"、ROXY指数方法、"区域城市化"概念以及"差别城市化理论"等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理论的演绎进行了梳理,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结合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特点,文章认为,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理论与研究对中国城市化的道路模式、区域规划以及都市圈与城市群区域人口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