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空间与当代美学研究新视野

赛博空间以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终端为窗口,以网络通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以新传媒和符号传播为媒介,最终形成主体和技术相融共生的崭新空间样态。赛博空间以其"向内"的虚拟性、仿真性和"向外"的开放性和实践性特质深化了"超空间"哲学意蕴,也成为后现代空间转向中主导的表征形式。无论是网络游戏、慕课系统,还是网络文学、仿象界面,其背后都透露了主体生存状况、审美经验体察以及知识权力在后现代时期的新变,促使多元审美文化时代的来临,给当下的美学发展和研究提供契机。赛博空间实现了后现代美学功能的释放,其主体性的重建、超真实的审美自由和"仿象"的审美"内爆"都给美学自身的介入性和实践性注入了活力,也从对象、主体和意义等层面丰富了自身的话语资源。审视美学的未来前景,信息技术的延展和赛博空间的勃兴也将以学科互涉、文化研究和微观政治论的视角重构美学的文化诗学和审美意识形态面貌。     

后儒学:"后现代"抑或"前现代"的?

"后儒学"理念的提出,对现代性危机丛生的后现代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针对性.超越线性历史观,"后儒学"就并非"前现代"的落后理论,而是可用来反思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思想资源;超越西方为主导的一元化、中心论文化观."后儒学"可以成为后现代多元文化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人际关系"凸显的特点,为重视"人际关系"的儒学重新释放自身理论潜能提供了某种现实可能性;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文化自信心也逐渐提高,包括"后儒学"、"后道学"在内的"后国学",可以成为我们与西方进行全景式思想对话的重要理论平台.     

数字化潮流与文艺美学的范式变更

文艺与审美、文艺学与美学的交错叠合是中国文艺美学的基点。文艺与审美实践的数字化为数字化时代的文艺美学提供了实践基础,不仅有助于催生新的问题意识,也有助于促成数字文艺美学的新范式。"生控复制"和"赛博格"使人机交互、人机一体迈进前所未有的境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文艺、审美日益交会。文艺、审美信息传播呈现为网络状的"星丛传播"。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促使审美模式和文艺生产消费模式发生空前剧变。新型的文艺美学需要自觉强调"数字性"和"审美性"的化合;需要格外关注新兴的数字媒介,以新媒介为中心重新审查和审视文艺、审美实践;需要关注虚拟审美,拓展文艺美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更需要关注全觉审美,立足全觉审美培植文艺美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消费社会类像化的美学审视

为阐释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态势,鲍德里亚使用了"类像"这一关键性术语。类像化将消费社会带入审美社会、泛审美社会,是对传统审美、现代审美的整体转型。碎片化、即时性的形态特征和海量复制、重组拼装的形成机理,决定了缺失"审美内容"的类像对于后现代审美的顺应与契合。"超美学"是类像化成就,它在审美对象、审美本质、审美效应上有悖审美的原初本意,是对美学的偏移和背离。     

当代文艺学和美学:没有说完的话

朱立元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并非"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和美学、又不同于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现代文论和美学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其在当前的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问题在于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这一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历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高建平则认为,我们只有来自西方的"美学在中国"和美学的史前史,没有中国美学。提出"文化多样性"口号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审美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今天我们需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美学"。王建疆认为,学科首先要讲公理、范式、共性,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特色或个性。同时,也不能从学科发展的水平高低来论断该学科是否存在,而是要放眼现实。其发展也应该遵循自然之道,而不是盲目的重构。     

"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交流的新特征与新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交流方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互联网+文化"."互联网+文化"并非"互联网"与"文化"二者简单相加,而是运用现代媒介技术、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文化传播交流深度融合,由此引发文化发展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和新矛盾."互联网+"使得文化传播交流日益表现出彼此关联的四大特征:信息化、虚拟化、多元化与规模化,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新问题:文化的可信息化与不可信息化、虚拟化与实体性、多元化与同质化、规模化与微碎化之间持续发生着矛盾.可以说,"互联网+"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形态,对于这一新型文化发展形态,应当从理论上科学认识,在实践中合理应对.     

从审美文化研究到审美文化生态研究

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不同于文本化的审美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这种研究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为审美文化研究打开新的视域和研究空间.比如,作为大众重构的想象性体验,乡土文化正在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美学不仅要关注作为乡土文化传统的审美体验,而且要研究乡土文化传统如何进入日渐都市化的当代文化空间并且在生成着新的审美文化特征.审美活动的群落化为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提示了一种非经典的社会学视野,在此视野下研究审美活动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普适性的规律或普遍的美学理想,而是要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审美活动差异,在不同群体的冲突与对话交流中导向对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的全面认识.同样,空间转换成为当代审美活动的重要特征,都市美学如果不是制作都市乌托邦的理论蓝图,而是关注当代空间的审美文化生态研究的话,就必须正视和研究都市文化空间的内在矛盾和非整合性.     

“轻文化”现象的社会语境探析与美学反思

当下社会审美文化呈现出一股尚"轻"的趋势,体现在小说、动漫、影视等多个文化领域,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轻"的特质。"轻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体现出互文式和语境化的特征,反映了后现代的多重症候,映射出当下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从美学角度来看,"轻文化"是审美泛化和大众趣味权力化的产物,我们应该从正反两面对"轻文化"现象进行美学反思,进而为建构和谐健康的社会审美文化生态提供一种必要的参照。     

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及其运作

本文从社会转型期大众审美文化向经典美学与院校传统审美教育提出的时代挑战入手，以文化批判眼光重新审视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从而导向施体与受体审美心理的当代重构。个中既有对“大德育论”与艺术技能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更有运作上的具体举措，作者还特别提出从审美教育走向审美化教育的主张，对当前的民间行为和政府行为都不无建设性意义。     

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会通——兼及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启示

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会通不仅缘于它们自身的天然联系及本质内涵的一致性,也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美学学科向纵深发展的现实需求。审美文化学与文化美学试图通过对生命价值与人类文明之理想形态的知识建构,促成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深层会通,从而开启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基于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联姻关系日益密切的趋势,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理应坚持理论思辨与现实关切相结合,以反思性、批判性意识干预大众的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以开放与恪守并举的姿态实现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有效对接以及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从而建构既适应时代的文化现状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理论。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